方志敏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留给世人的精神是永恒的。
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方志敏参与创建了我党历史上最早一批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开辟根据地的新形式。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他在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经济政策和政权建设上的卓越贡献。在生死关头，方志敏将希望留给别人，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留下了不灭的火种。
近日，方志敏长孙方华清走进了方志敏曾经就读的学校——现江西九江同文中学，并接受红船编辑部的访谈。他介绍道，当时，22岁的方志敏考入现同文中学的前身——九江南伟烈大学。在这里，方志敏如饥似渴地寻求革命真理，也是在这里，他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这个学校对我爷爷来说意义重大，他曾在这学习过一年，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此完成了一个普通学生到革命者的转变，也开始了他短暂却极其辉煌的革命生涯。”
方志敏像
革命道路，从这所学校开始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特别是弋阳乡贤、南宋著名爱国志士、学者，曾担任兵部架阁的谢叠山抗元的事迹，给方志敏留下了深刻印象。
少年时代，他见过了太多有钱人家欺凌压榨穷苦人的情景，渴望平等和公道伴着一系列悲惨的场景刻在了少年方志敏的心里。
1921年，22岁的方志敏考入现江西九江市同文中学的前身——九江南伟烈大学。在这里，方志敏如饥似渴地寻求革命真理，研究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组织成立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写下了《私塾》《哭声》《呕血》等一大批战斗雄文，与九江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一起走上浔阳街头，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方华清走访同文中学
“同文中学对于我爷爷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一年，并且第一次接触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在这里，他开始完成从一个普通学生到革命者的转变。”
1922年，方志敏离开了学校，由九江去了上海。这一年，方志敏23岁。
“爷爷走上革命道路，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环境和条件都差不多，那个时候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想改变这种现状，因此爷爷始终在求学求真理的过程中，潜心求索救国救民之路。”
方华清回忆道，其中有一件事情让爷爷记忆深刻。
到上海后，有一天方志敏应朋友之邀去法租界公园散心，一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方志敏看到这几个字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让他感觉到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要救国的心。
“那个时期的中国急需一个新的组织去挽救，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组织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出现，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有志于挽救中国的年轻人，有志于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的年轻人，我爷爷就是其中之一。”
1924年3月，方志敏经赵醒侬介绍，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作为党内比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并积极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家，方志敏入党后，积极在工人、农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4年11月，他和赵醒侬一起在南昌市郊区创建杨子洲农民协会，这是江西最早的农协，此后农运火种在赣鄱大地呈燎原之势。1925年夏，方志敏在家乡漆工镇湖塘村，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同时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从此在家乡掀起了农民运动。1927年2月，方志敏当选为江西省农民协会第一执行委员兼秘书长。
事实上，方志敏战斗的岁月，正值革命斗争形势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毫不气馁，毅然回到赣东北根据地，在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当时我爷爷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因农民得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分完成。尤其是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
发展自己的经济，才是财政问题之根本
到农村领导武装革命，对幼年的共产党人而言，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未知领域，也是一个充满艰难的观念转变。与不少当年第一代开创者不同的是，方志敏深入农村，是一种自觉行为而不是组织的指派。
“一般意义上根据地的开辟，主要依靠外来军队的武装力量。军队开到哪，红旗就插到哪，但是爷爷带领的赣东北根据地是白手起家，完全依靠当地的工农武装搞起来的。”方华清说。
1928年至1933年，方志敏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赣东北苏区（后扩大为闽浙赣苏区）。
根据地的建设是一门大学问，但是在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方志敏带领的赣东北苏区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量”。尤其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方志敏展现出过人的知行能力。
方华清介绍到，在文化建设上，方志敏创办了310个工农补习夜校。即便是当时苏区政府非常艰苦，但是为了让普通百姓能够识字读书，方志敏拨出1万多大洋，作为夜校油灯、教员津贴，并印行工农读本。
同时，他还创办党校并亲自讲课，办起了《红色赣东北》《工农报》等一系列红色报刊。
“在当时确实有一些有志青年，通过根据地的建设，开始尝试实现自己安邦治国的宏愿，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方志敏根据地的一片天地之中。”
根据地建立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是各个根据地面临的共同难题。而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苏区最早实行通过发展经济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个创新思路在当时的意义重大。
方志敏十分重视发展对外贸易，首创了对外开放的边贸政策。自1929年开始对外贸易，形成了数条开放型贸易路线。
据方华清讲述，方志敏率先在苏区和白区交界的村镇设立了19个贸易处，用农副土特产品从白区商人那里换取苏区需要的各种物资，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胆识的。同时，在信江北岸设立船舶检查所，畅通陆上、水上对白区的贸易，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
这项举措1931年当年即见成效，下半年赣东北苏区的财政就比较充裕了。国库保管银元最多时达七八十万元，除供给军需和地方行政外，还供应闽北，支援中央苏区。
方华清回忆，国民党对各大苏区进行第五次残酷的围剿，为了更好的完成中央部署的保卫根据地反围剿的任务，方志敏在苏区首创了股份制，发行了第一张红色股票。
“爷爷在根据地发行了债券，当地群众争相购买。这只首发红色股票的意义重大，它创造性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融资工具应用于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建设中，放到现在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也充分显示了方志敏开阔的眼界和超前的思维。”
方华清称，当时募集到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为第五次反“围剿”准备了相应的财力。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充分肯定了闽浙赣苏区的经济工作，并四次点名表扬了闽浙赣苏区的经济工作。
“爷爷创建的根据地是很有特色的，被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并把它和‘朱德毛泽东式’根据地相提并论，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方华清说。
方志敏的军队，没有一个抽纸烟的
作为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方志敏的军事才能也十分突出。
1930年，方志敏率独立团在赣东北、闽北一带开辟根据地。同年7月，方志敏领导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红十军在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中，功勋卓著。
“其实整个赣东北红军的创造者和制造者就是方军，方志敏从一兵一卒，一枪一炮把这支队伍拉起来，最后从赤卫队成为了地方红军，最后成为正规红军，也就是红十军。”方华清称。
他强调，这是一支拥有“铁的纪律”的军队，不拿一针一线，不损一草一木。
方华清讲述道，方志敏曾经带领红十军三次进入景德镇，而当地的百姓对这支军队的纪律和风貌由衷感叹。其中，他们发现一个细节，这支军队中竟没有一个抽纸烟的。
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年代，但红军不扰民、公平买卖、纪律严明。3千人的队伍竟没有一个人吸纸烟。这使镇上的人惊奇起来，为什么在乡村里能训练出这样的军队来。
相比于驻守在景德镇的国民党官兵，他们大多是抽大烟的，而且经常沉醉在赌场、酒馆、妓院里。而方志敏的军队连一个抽纸烟的都没有，这给整个景德镇市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从没见过这样一支有纪律的军队。
“从这个生动的小事情上，就能体现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怎样的一支军队，也就可以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弱到强，从无到有，从而创建新中国。”
大队伍尚在后面，我不能先走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面临巨大的压力。
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决定派遣寻淮洲领导的红七军团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赣皖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
1934年11月24日，方志敏告别了他亲手创建的闽浙赣苏区，奉命率领红十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敌人的心脏进发，实际上担负着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敌人的任务，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方志敏
“实际上爷爷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重任，他率领的先遣队只有8000余人，但是他毅然接受任务，以牺牲自我掩护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这是一次义无反顾的壮行。”方华清回忆道。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安徽山区与敌周旋。历时五个多月，走了五千六百多公里。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
1935年1月，方志敏向中共中央报告，决定把部队带回赣东北根据地休整，再图北上。归途中，红十军团在怀玉山被7倍于己的敌人围困。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方志敏把最后一个突围的机会给了他人，他命令粟裕、刘英带着抗日先遣队800余人突出了敌军包围圈，他自己则毅然转向返回敌人重重包围中，寻找仍在后段的大部队。他说，“因大队伍尚在后面，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
“生死关头，爷爷把最后生的希望给了他人，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留下了不灭的火种，他自己则在怀玉山不幸被捕。”
方华清讲道，方志敏是被蒋介石亲自布置劝降的共产党人，结果国民党劝降半年，方志敏不为所动。实际上，在率部从赣东北向江浙北上时，方志敏就与夫人和孩子作了诀别，他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
身陷囹圄，方志敏也从未放弃战斗。他在牢狱中拿起了笔，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垂范中国文学史。
谈到方志敏的狱中遗著，方华清称，自己是在20几岁开始认真研读爷爷的著作的。
“爷爷的遗著共有二十多万字，一次没读完我就放着下次接着读。30岁、40岁，现在已经年过50了，在不同的年龄段读这些书，都能从中发现新的东西和新的感悟。”方华清说，虽然他从没见过爷爷，但是爷爷的精神永远伴随着他，这些著作都是爷爷留给后代们最宝贵的财富。
撰文：李影
视觉：王学民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