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胥治中，湖北石首人。曾参加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任海军炮校政委、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海军第七研究院副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等职。
胥晓琦
1994年5月7日，胥治中同志因病于逝世，终年77岁。近日，红船编辑部采访到了胥治中之女胥晓琦。谈及反腐，胥晓琦称，“父亲他自己从来不送礼，别人也不敢给他送礼。”胥晓琦也表示，“反腐工作非常艰苦、很不容易”。
胥治中（1917-1994）
湖北石首人，1930年7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据悉，胥治中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曾任红二方面军团特派员、情报站长、社会部部长、保卫部长、专署公安局长、军区政治部主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海军炮校政委、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海军第七研究院副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等职。
共产党的的确确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
胥晓琦的父亲胥治中和母亲李静（图片/胥晓琦）
红船编辑部：请您讲讲您所了解的父亲，为什么当年会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胥晓琦：我父亲他的出身是雇农，根本上不起学。但是父亲却出生在了中国革命早期的三大根据地之一的湘鄂西根据地，父亲是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人。调关镇是当年周逸群领导的大革命的中共湘鄂西特委所在地和联线政府的所在地。
所以，那个地方党的建设也非常完善。我父亲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就是儿童团的团员，我的爷爷他们五兄弟也都是赤卫队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在当地积极的参加农民起义，这些事情就对我的父亲产生了影响。
因为父亲他本身就是儿童团员，再加上父亲所在的大宗族的有些人，包括我的爷爷都被杀害了。这些事情都在我父亲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你想，我奶奶很早就死了，就只有爷爷带着他，然后爷爷又被杀害，那时候他才12岁。
所以，父亲最后作出来的决定是他要跟共产党走。可是父亲当年才12岁，那时候去参加红军当时都不要他。他一个小孩子，人家一天到晚在打仗，怎么带着他走呢？但是，他就总往红军那跑。后来部队看他蛮可怜，就把他留下了。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父亲这么坚定的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党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顽强坚定的要跟着？我发现，那是因为共产党确确实实是为他们这些劳苦大众去奋斗，去谋福利，这是毋庸置疑的。
父亲参与组建海军，是海军创始人之一
胥晓琦（左）和其母亲李静（右），中间为胥治中将军遗像（图片/网络）
红船编辑部：您父亲曾经担任过哪些职务？
胥晓琦：我是1954年出生的，出生在青岛。那个时候全国就已经解放了，所以我主要讲讲在我出生之后关于父亲的事。小的时候父亲根本就不在家，工作很忙。因为他是海军的创始人之一，解放战争以后组建海军，他就去到海军了。
1950年10月，他担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后来他1952年又到了烟台海军炮兵学校担任政治委员。之后，他就去学习了很长时间（1956年8月，入海军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8年，入海军军事学院高级干部速成班学习）。
再之后他就调到了北京。从1960年起，到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一职，现在是叫中国舰船研究院。当时国防部成立了几个研究院，是针对不同的兵种、不同的武器装备成立的。
七院与其他的研究院不同。因为其他几个研究院是属于科研性质的，而七院是搞管理的，它下面的研究所才是搞研究的。所以七院的规格要高，是兵团级权限。
红船编辑部：您父亲当时是参与了这个研究院的组建吗？
胥晓琦：是，他是七院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当时是副院长，刘华清是院长。这些研究院是1962年成立的，到了1965年就把所有的研究院都交给了地方相应的机械工业部。那时候机械工业部也是刚成立，七院相对应的是第六机械工业部。
我父亲就是在这次七院的集体转业中脱了军装，到了地方工作。但中央军委及国务院对七院的要求“三不变”：任务不变、体制不变、待遇不变。这个体制叫部院合并，七院到了地方以后的规格是副部级单位。
不过，这个研究院归属到第六机械工业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被降格，成了司局级单位，但是我父亲还是副部级待遇。在这个单位部院合并后即1965年4月，我父亲就任职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
为反对不良风气父亲让我去平民学校
胥治中将军用过的锄具（图片/胥晓琦）
红船编辑部：您是独生女儿，是不是在将军眼中挺宝贝的？他对您从小很宠爱吧？
胥晓琦：不宠爱，父亲对我的要求要比别的孩子还严格。我到北京的时候大概四五岁，该上幼儿园、上小学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在海军也是刚授衔的少将，我完全可以去海军的子弟学校七一小学，那里全部都是海军的子弟。
但是那个时候我父亲和母亲就不愿意让我去这个学校。因为在那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互相攀比父亲的军衔。所以他们就把我送到了一个普通平民的子弟学校——崇文区幸福二小。
后来我母亲觉得还是不行，因为这个学校只上半天课。半天课上完孩子就都跑了，我母亲特别怕我瞎跑学坏，所以就又给我找了一个地方，算是干部孩子比较集中的寄宿学校——崇文小学。
虽然这里也是干部的孩子比较多，但是里面也有很多的烈士子弟和平民子弟，还有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在国外工作，孩子根本没人管。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学校才是寄宿的。大家也就没什么可攀比的，在那非常平等。另外，学校里也有一些外国专家的孩子。
我们的校长柯宁很有培养教育孩子的水平，她非常重视平等，反对特权、反对特殊化。她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要求严格到什么程度：不管你家里头有没有专车，放学以后一律不准用专车接送，你必须得自己走回家。
虽然父亲也有专车，但我坐父亲的专车只能是在我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我小时候爱发烧，一烧高了就抽搐，只有这时候他才让人抱着我赶快坐车紧急送医院。除了这个，你想都别想坐他的专车。
跟我父亲撒娇，这哪能成？在我的字典里头都没有撒娇这个词。父亲非常严厉，说话都是命令式的，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更别说撒娇了。哪有现在说的什么宝贝之类的话，没有那个事儿。
父亲唯一一次带我看的文艺演出是《长征组歌》
前排中间为胥治中将军（图片/胥晓琦）
红船编辑部：将军在家的时间多吗？
胥晓琦：很少，我基本上都没怎么见过他，他经常出差忙工作。就算他在家也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就走了，我晚上睡了他才回来，所以很难得见到他。小的时候我很好奇，父亲每天都在忙什么，过去都做过什么。
我记得父亲唯一跟我讲过一次，就是说我们老家山清水秀，四面都是竹子，有一个红军山，那个时候红军就在红军山上打游击。这是我爸爸跟我说过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很小，在上小学。
我上小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是《朱德的扁担》，应该是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到长到那么大，直到学了那个文章，才第一次知道了父亲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的总司令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父亲和母亲从来没带我去看过电影，也几乎没看过任何文艺演出，但是只有一次例外。在1965年初的时候，他和母亲曾一块专门带着我去看《长征组歌》，那年我已经11岁了。我才知道，父亲他们这一辈人过去是这样的。
复印几张纸父亲都不肯用公家打印机
红船编辑部：您父亲对您有过一些帮助吗？
胥晓琦：我就给你讲一件很小的事情，这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了。我这一生没求过他做什么事，我只记得有这么一件小事：当时我手里有一个材料，人家跟我要复印件。80年代的时候复印机还很少，是很珍贵很贵重的办公用品。
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爸爸，我有几张纸想要复印一下，你能给我帮个忙吗？其实他只要和他的秘书打个招呼就行了。结果我爸爸给我一句：我没干过这个事。那我没办法就只能到外面去找，花了不少钱才复印了出来。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不帮你做任何事。
红船编辑部：到晚年呢？他在生活习惯上是怎样的？
胥晓琦：我父亲他是南方人，他终生都保持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鱼。他喜欢吃鱼，吃老家的一些土特产。你都想象不到他那个时候吃的是什么东西，反正给我我是不吃的。什么高级的东西他都不吃，其实我们家里那时候有条件，他的工资也可以吃得起，比方下个饭馆什么的。
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去，他也不带着我们去。我们老家的河里头有一种小白条鱼，我们老家的穷人常常把它打上来晒成干，用辣椒炒着吃。老家的人有时候会给他带一点过来。我父亲就拿辣椒炒小鱼干吃，我曾经吃过一口又吐了，又辣又苦又腥。
《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是父亲每天必看的。这是他终身的“工作”。父亲的业余爱好就是种菜养花，他退居二线后在院子里种过很多菜。种出来的菜吃不完，就送给这个院里孩子多、生活困难的职工。
父亲从来不送礼别人也不敢给他送礼
红船编辑部：对于腐败等社会问题，您父亲跟家人聊起来的时候有什么看法？
胥晓琦：我父亲他这一辈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党内监督，我父亲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军事干部。因为他在十五六岁就是特派员，后来是社会部的部长，然后一直做党务工作，当政委、书记。
他这一辈子的座右铭就是清廉，上级要求他监督同级、下级干部的清廉和遵纪守法问题，所以我父亲他对于这个是非常敏感的。他对于你是否清廉，是否遵纪守法，革命立场是不是坚定，政治思想是不是坚定，很注重。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风行领导干部公费出国考察，我父亲多次接到单位要求他出国考察的通知。但是，我父亲认为，自己是党政领导干部，不是技术干部，不能带头出国浪费国家的钱财。
红船编辑部：有没有人给您父亲送过礼什么的？
胥晓琦：我父亲他自己从来不送礼，别人也不敢给他送礼。因为他在这个单位的领导岗位工作了几十年，大家都知道他的廉洁和严肃。人家会想：“我给他送个礼物，他不但不给我办事，还会批评我一顿，干嘛找那个钉子碰”。
我认为反腐工作非常艰苦、很不容易
开国将领胥治中的住所（图片/南都周刊）
红船编辑部：您也谈谈，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力度很大，您有没有切身的体会？
胥晓琦：我体会特别深，我特别佩服和拥护反腐倡廉，因为我都已经亲身体会到反腐倡廉的成果了。你不说别的，就拿我们家这个房子来说。在反腐倡廉之前和现在，情况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我对反腐是非常的支持，搞得太好了。
刚刚也提到了，我父亲也一直是从事党内监督工作。多年前，我曾希望父亲也写一写回忆录，可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我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很多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搞党内监督工作，处境是很危险的，也是非常艰苦、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现在对于反腐工作，可能比一般人要理解得更多。【部分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海军百科全书》等】（文字整理：刘夷）
撰文：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