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瑞林，1911年生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军事指挥员，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还是全军唯一享受中将待遇的少将级将军。
▲鲁瑞林
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鲁瑞林将军的女儿鲁晓云，她表示：“父亲的一生就是打仗、工作。我们这些‘散养’的兄妹们知道他的秉性，懂得他为国操劳，为民服务的那颗赤胆忠心。”
▲鲁晓云
17岁被抓壮丁加入西北军
鲁瑞林将军原名鲁瑞麟，1911年10月13日出生于甘肃省临夏县民主乡鲁家沟村的一户汉族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共6人，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鲁瑞林自8岁起便开始放牛、耕田、种地，仅接受过一年半的私塾教育，还曾为地主家放羊砍柴，吃了不少苦。
据鲁晓云介绍，1928年秋，鲁瑞林年仅17岁。临夏的回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僚、地主、资本家及军阀势力的残酷压榨，自发组织起来反抗甘肃省主席刘郁芬的统治。刘郁芬闻讯急忙派遣麾下一个旅的兵力前往临夏进行镇压。然而，回族人民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汉族，在反抗国民军和军阀刘郁芬的斗争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逐渐形成了临夏“城里汉人城外回”的格局。鲁家沟的汉族人口较少，在此背景下，鲁瑞林全家被迫逃往临夏县城避难，并在城里暂时安顿下来。
城里的贫苦汉族百姓生活愈发难以维系，面临着吃饭、住宿以及获取烧柴的极大困难。这种困境，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汉、回两族之间的仇恨。而反动统治者正是利用这样的手段，防止穷苦大众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
鲁晓云回忆，某日刘郁芬麾下军官来到汉民避难窝棚称，长官体恤大家无柴烧，派一个班保护去城外砍柴，砍到的归自己。汉民们欣喜不已，鲁瑞林积极响应，瞬间一百多人组成队伍，手持工具，高呼着涌出城去。当时，他们不顾树木归属，一阵乱砍滥伐。因为有刘郁芬的队伍在场，回族人民敢怒不敢言，仇恨的种子为此加深。
在窝棚区居住的众人肩扛上百斤的干柴，感激不尽，还送叶子烟给陪他们出城的大兵。不料，一进城他们就被集中，柴火被没收，不允许返回窝棚，百来人全被抓去当了兵，鲁瑞林就这样成了壮丁。因官兵们手中有枪，无人敢反抗。就这样，他和其他青年被编入刘郁芬第二编遣局，训练几天后，正式补入一营二连当二等兵。
鲁瑞林被抓走后，家人心急如焚，四处花钱托人，最终说服了第二编遣局军官。在乡亲保释下，鲁瑞林请假三日，与父母为他定下的娃娃亲完了婚，婚后立即返回了部队。不久，随部队离开临夏城的鲁瑞林在断头桥旁含泪告别新婚妻子和家人，被送往兰州编入冯玉祥的西北军。
国军岁月的苦难与觉醒
1929年，鲁瑞林已在西北军服役一年多。彼时，队伍开拔至潼关以西，陕西正逢大旱，土地干裂、颗粒无收，饥民遍野。鲁瑞林目睹惨状，牵挂家中亲人，想开小差却不敢。在军中，他苦不堪言，常遭打骂，度日如年。
“蒋介石为消灭异己，下令禁止粮食运往潼关，欲饿死这支部队。绝望之际，一首激昂歌词在战士中流传：‘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父亲虽不完全懂含义，但部分词句触动内心。后来老兵告知，此歌是部队赵博生军官所作。”鲁晓云说。
1930年，局势突变。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反蒋失败，西北军瓦解。蒋介石以30万银元收编孙连仲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下辖25军和27师，约3万人。鲁瑞林所在部队改编后，辗转至山东济南，后开赴江西宁都，自此与家人失去联系。
1931年初，第26路军被调往江西“围剿”中央红军。鲁瑞林在26路军25师75旅1团82式迫击炮连任驭手（马夫）。此后，该军参与的第二、三次“围剿”均被红军粉碎，最终被推进至江西宁都。
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占东北，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大义，调军攻打红军，令人愤慨。26路军士兵改编后待遇极差，军饷低且无保障，刚改编就被推向“剿共”前沿。江西气候炎热，北方士兵极不适应，思乡厌战情绪弥漫全军。
“当时瘟疫在军中肆虐，大半人染病，父亲也未能幸免，身体每况愈下。看着战友不断离世，父亲满心悲凉，怕死在他乡尸骨难归。幸得在团长处当伙夫的老乡李学义帮忙，每天悄悄送吃的，父亲身体才逐渐好转。”鲁晓云补充道。
这场瘟疫凶险异常，队伍中不少战士离世，每天二三十人被抬到城外掩埋，有的未断气就被埋。75旅1团住在城北门外山坡，那里上千座坟墓连成一片。
谈及瘟疫，鲁晓云说起父亲在棺材中救人的往事。“一日，父亲到山上遛马，穿过新坟时听到微弱呼喊声。起初以为听错，停下仔细听，确认声音从坟墓传出，吓得头发竖起。定了定神，他顺着声音把耳朵贴在泥土未盖严的一条缝隙处，确认有人呼救。他心想救命要紧，顾不上害怕，急忙扒开土，喊‘兄弟！你等一等，我回去拿家伙来救你’，然后骑马跑回班里告诉班长。弟兄们听闻，有人破口大骂，消息传开，连里气氛紧张。连长知晓后，把父亲叫去声色俱厉地吼，妄图压下事情。父亲不再忍受，高声回应‘我瞎说？你亲自去看看？’弟兄们纷纷跑出营房，群情激愤。当官的怕事情闹大，派人挖出棺材，战士得以获救。”
这件惨无人道之事在宁都传开，战士们对当官的痛恨至极。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这名被救的战士和鲁瑞林一起参加了红军，并踏上长征之路。
经历此事，鲁瑞林看清国民党军队的残酷腐败，认识到被压迫弟兄们同心同德。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促使他坚定走上革命道路。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鲁瑞林（前排左1）接任太行军区司令员与袁子钦（前排左2）、秦基伟（后排右1）、黄镇（后排右2）、黄新友（前排左4）、何正文前排左3）、安中原（后排左2）等战友合影。
宁都起义，投身红军的关键转折
1931年11月底，26路军中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名单落入蒋介石之手，他立即要求26路军严查缉捕军中共产党员。时任参谋长赵博生截获此电报后，共产党员迅速与他商定，趁孙连仲和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之机，于12月14日举行起义。
12月14日，赵博生以参谋长名义在总部宴请团以上军官。六时半开宴，除25师长李松昆外，在宁都的旅、团长们均兴高采烈赴宴。八时许，楼上楼下按预定信号同时行动。赵博生在席间讲述“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26路军处境及出路，当场宣布26路军起义加入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此言一出，会场震动，多数军官表示拥护，个别心有不服又不敢公开反对、想悄悄溜走的军官，被担任警戒的总部执法队员孙步霞开枪镇吓。随后，起义方按计划禁闭反对军官、缴获他们的武器，取得初步胜利。赵博生分别下达命令调动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12月15日凌晨，宁都城北关外寒风凛冽。突然间，“乓乓”两声清脆的枪声从城内传来。鲁瑞林急忙向班长报告，班长和班里的兄弟们拥出营房外看城墙上的动静。此时，只见人影频繁活动。不一会儿，城上人来人往、全副武装，城门大开，有人不断进城却不见有人出来。众人迷惑不解，议论纷纷，都不清楚发生了何事。
据鲁晓云回忆，就在此时，老乡李学义匆匆赶来，悄悄告知鲁瑞林，昨天下午五点多，团长被参谋长赵博生请去赴宴，至今未归，大家预感有大事发生。不久，团副代替团长下达紧急命令，部队全副武装立即开拔到指定地点集结。大家顾不上吃饭，进入宁都北门。鲁瑞林注意到，平时总部悬挂的青天白日旗不见了，一面醒目的红旗迎风飘扬。一路上静悄悄的，只有部队行进声和兵器偶尔的撞击声。许多部队匆匆行进，城内地主们拖家带口、携带贵重物品，惊慌地尾随在队伍后面，气氛十分紧张。鲁瑞林随部队前进心中疑惑：是要打红军，还是红军打过来了？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听天由命。
随后，鲁瑞林所在的75旅1团在团副带领下，按总指挥命令从北门进城，从东门出城过梅江，在一处开阔的山坡上集结。部队到齐后，长官们摘下青天白日帽徽，大家这才明白宁都枪声的真正原因和总参谋长当日颁布口令“解放”的含义。
“父亲摘下青天白日帽徽，好像卸下头上一副沉重的负担，感到浑身轻松自由，说不出的高兴！这个帽徽是灾星、是恶魔，是它杀害了亲人，坑害了许多老百姓，还将其骗来当壮丁，戴着它去打好人，老百姓也把他当坏人。于是父亲狠狠地将它甩在地下，连吐两口唾沫，踏上两脚。许多士兵也像父亲一样，将帽徽抛得满地。”鲁晓云说。
部队集结完毕，一位三十来岁、文质彬彬且戴着黑框眼镜的英俊军官立于队伍前，他高亢而镇定地宣布：“弟兄们！我们暴动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是红军了！”话音一落，全场瞬间沸腾，欢呼口号声震耳欲聋、久久不息。军官接着说道：“弟兄们！不！今后我们应互称同志！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往后不准拿老百姓东西，要爱护老百姓，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一定要跟随红军去打日本……”鲁瑞林走近后认出，这位军官正是此前在河滩上给他们讲形势的总部参谋长赵博生，也是此次暴动的总指挥，心中不禁涌起敬意。
两天后，起义部队共计16个团、1.7万名官兵，行进三十多公里，抵达红军驻地顾厚村。苏区政府、红军、中央军委早已派代表在此热烈迎接。鲁瑞林戴上红五星，正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团的一员，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
▲1952年鲁瑞林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西南公安部队司令员
身中三弹 阵地寸土未失
1932年2月，鲁瑞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为保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于南城黄狮渡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6岁。
“1933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巫廖伏击战和新桥阻击战中，父亲担任38团1营3连指导员，3连是38团的‘尖刀连’。父亲1米73个头，在连长和排长负伤的情况下，带领全连手舞尖刀，面对好几倍的敌人毫无畏惧，英勇地阻击了敌人，为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这一仗打得漂亮，父亲被火线提拔为38团‘尖刀营’1营营长，‘尖刀营’在今后的战斗中，始终是战斗在最前线，时刻面临死亡考验的队伍。”鲁晓云说。
此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五军团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长征途中，鲁瑞林曾提出意见：“基层干部对上级作战意图往往不甚明了。”此后的1935年1月19日14时，《朱德关于五军团行动命令》直接下达到了38团尖刀营营长手中。“这一举措，给予基层干部高度信任，赋予他们强烈责任感。该命令对敌我双方情况、我方任务及可能遇到的问题，都阐述得极为清晰，与强渡湘江时令人悲观失望的命令形成鲜明对比，它如一团火，激发起巨大的精神力量，当年父亲甚至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鲁晓云补充说。
1934年1月28日，“尖刀营”奉命进至土城东青杠坡地区，与郭勋祺部先头部队接火，双方展开远距离战斗。鲁瑞林率尖刀营一边抵御，一边迅速向土城方向转移。
此时，朱总司令带着几位参谋人员走来。鲁瑞林急忙报告：“总司令，后边敌人已经追上来了，我们是最后一支部队。”眼见敌人越来越近，朱总司令不慌不忙举起望远镜观察，问道：“怎么样，你们能顶得住吗？”父亲高声回答：“顶得住！”朱总司令点了点头，用坚毅且信任的语气说：“要顶住！我们准备在这里打一仗。你要为我赢得一点时间。”说罢，朱总司令便离开了。
望着山下如潮水般涌来、漫山遍野向上攻的敌人，鲁瑞林和副营长陈玉堂立即命令部队沉住气，利用有利地物、地形隐蔽好，等敌人靠近再打。鲁瑞林再次对陈副营长说：“伙计！我们一定按照总司令的命令坚决顶住！”陈玉堂回应：“营长，放心好啦！只要我陈玉堂在，就不会放敌人上来。”身边的通讯员已为敌人准备了两枚手榴弹，副营长开玩笑道：“省下那两枚手榴弹，准备抓活的。”
战斗持续数小时，鲁瑞林和战士们为节省弹药，凭着勇气，一次又一次用大刀把敌人从前沿赶了下去。大刀是红五军团的法宝，苏区军民中流传着“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马刀！”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尖刀营”坚决顶住敌人不断冲锋，牢牢守住了阵地。全营同志都明白，要顶住，这是总司令的命令，顶住了就能为正面部队消灭敌人赢得时间。
此次战斗，尖刀营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员，通讯员因重伤无法及时止血而牺牲，连长也在拼杀中阵亡。鲁瑞林身中三弹，一颗子弹擦破头皮，帽子上留下枪眼；另一颗子弹击中腰部挎包里的饭盒，幸被饭盒挡住，只受了些皮外伤；脚部鞋上也有枪眼，鲜血慢慢渗出。因未伤及要害，鲁瑞林仍坚持战斗。他们拼死顶住敌人多次进攻，前沿阵地寸土未失。
黄昏后，39团团长吴克华亲自来到阵地，代表朱总司令和军团首长表扬尖刀营，称全营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可以撤离阵地。后来，军委电令嘉奖了38团。
▲鲁瑞林将军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时照片
智激范子侠 联合抗日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将整个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多次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抗击日寇。9月，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然而，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反动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反共的立场。他们害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壮大，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企图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1939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晋察豫边区纵队先遣支队副支队长。到任前，师首长刘伯承指出先遣支队在民族统战政策执行上存在偏差，要求父亲到任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对居心捣乱的顽固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其破坏抗战的事实，真心改正者仍欢迎其抗日。”鲁晓云回忆道。
鲁瑞林到任后，先前往范子侠部队，与已派往该部的窦立新同志共同开展工作。窦立新介绍了范子侠当前的情况后，鲁瑞林分析后，觉得直接说明来意或许能促进联合抗日。次日，鲁瑞林见到范子侠，告知刘师长想邀请他到129师商谈要事，越快越好。范子侠听后犹豫片刻就答应了。随即鲁瑞林当天在先遣队用明码电报向师部报告了情况。
“事后，窦立新同志讲，父亲去请范子侠时，卫立煌所属豫北司令孙焕岑正压迫范部分割编为二十、二十一两支队，范子侠不从，又怕被取消名义，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父亲的到来和话语让他立即下了决心。”鲁晓云补充说。
1939年11月20日，范子侠所部改编为129师平汉游击纵队，驻山西武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被任命为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继续在冀西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这位著名抗日将领指挥过众多战役，后在沙河高庄的反“扫荡”中以身殉国，时年34岁。
范子侠将军牺牲后，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新华日报》撰写纪念文章，高度评价他是“模范的布尔什维克，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
撰文：陈威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