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一部谍战剧《潜伏》火遍大江南北。相比讲述前线斗争的抗战神剧，这部关于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的地下党故事看着似乎更为过瘾。情报处是国共内战时期一个举足轻重的机构，而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2013年秋，《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牺牲在台湾的中共隐蔽战线战士们。至此，当年关于隐蔽战线的故事才逐渐被社会知晓。
2017年12月3日，“纪念大连情报处成立70周年论坛”在京举行，数十位当年的隐蔽战线老战士及后代齐聚一堂。红船编辑部有幸见到该情报处早年工作人员之一——何凤经。不日，何老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冬天的早晨，老人家倚在沙发上，正拿着ipad听书，今年已是88岁高龄的他说自己眼睛不大好了，但说话还算利索。关于当年的情报工作，何老不便多谈。面对镜头，何老向红船编辑部娓娓道来自己成长与家庭的那些故事。
何凤经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摄影/李文静）
15岁毛头小伙的心事：不做亡国奴
1929年，何凤经出生在山东省潍县一个小村庄（今潍坊市寒亭区）。当时，他们村是敌占区，在何凤经的记忆中，这座小村庄常年受到日军的清乡。年幼的他又瘦又小，但跑起来飞快，日本人带着汉奸一进村，他就跑没影儿了，等“警报”解除之后，他才听村民说，村里又有人被日军吊在树上鞭打，受了很多罪。
小学毕业后，看着两个哥哥早已加入八路军，何凤经也想参军。小小年纪，心事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身处敌占区，自己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不能做亡国奴！14岁的时候，何凤经想参加八路军，因身体弱小被拒；到了15岁，终于跟着当地的武工队到了解放区，正式成为一名军人。
提到武工队，何凤经清楚地记得，1938年，村里就有了武工队。据老人家介绍，当时武工队作用还不小：带着鲁南八路军过封锁线；处理伪军、汉奸；倒腾子弹，为八路军提供军火；平时多方打探日军消息，保护村民。
一分钟都耽误不得的工作
1945年3月，刚过春节没多久，何凤经就跟着武工队来到解放区了。刚参军的何凤经身高勉强只有150cm，用他自己的话说：“连三八大盖都背不起来”。但还算有点文化，出身中农，两位哥哥都是八路军，成分挺不错，不久就被安排做机要工作。
军人何凤经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电报，事实上，他说自己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一开始肯定什么都不会，但是慢慢学，时间长了也就熟悉了。”1946年4月，何凤经被调到旅大市（今大连市）委机要科；1947年7月，又被调到大连情报处，之后，一直就在该系统工作。
何凤经对红船编辑部表示：“我们那时候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只要电报一来，争分夺秒，连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当然，没有工作的时候，大家也有自己的休闲方式。何凤经记得吃完饭以后，几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小姑娘就凑一块常常听广播，打乒乓球......“电影也有，当时都是苏联的片子，没有翻译，没有字幕，完全看不懂，偶尔当动画看个一两回，几乎很少看。”何老不无遗憾地说。
事实上，情报工作看起来“无聊”，其作用却举足轻重。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发展至今，情报部门仍是我国军委重要的部门之一。目前，中央军委的总部机关包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总参谋部是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其中就包括情报业务部门。
当然，革命初期并没有专门的情报部门。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成立了中央特科；1931年，在红区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组建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几经发展，将其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
而大连情报处是在后来国共内战时期，根据革命需要才建立的。最初，据《大连市志·人物志》载：最初，中共党员刘逢川与何汉清组成大连情报组，准备潜入大连执行情报工作任务。1947年，大连情报处正式成立，当时中国共产党急需能胜任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于是已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何凤经被调入该机关。
一家四口都是军人
何凤经的爱情故事始于天津。
1949年，新中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联络部，何凤经被调到天津军委办事处，在这里，他遇到相守一生的人。讲到老伴文中奇，何老的目光愈加柔和下来。他告诉红船编辑部，老伴儿是湖南人，参军之后进入情报系统，从北京调到天津，两人就认识了。当时中苏关系属于“亲热期”，需要会俄语的干部与苏联专家进行沟通。而文中奇高中文凭，学习不错，就被组织送到南开大学学俄语。
1950年，何凤经与文中奇喜结连理。婚后，文中奇去了二级部当翻译，两人长时间处于分居状态。后来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1964年，文中奇被调到国际关系研究院，彼时，何凤经在办公厅工作，两人终于结束了分居生活。
此外，何老谈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何老一家可算得上是军人世家，因为两个孩子也是军人，复员以后到了地方工作。但是在2014年，年仅61岁的大儿子突发心脏病去世；小儿子早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定居在深圳；今年2月份，老伴也永远地离开了他......不过何凤经表示：“自从老伴去世以后，小儿子一个月回来一次，从深圳到北京，我觉得很不错了。”
小儿子曾提议要把他接到深圳生活，但是老人家拒绝了。他说：“我在这个大院已经生活了一辈子，战友都在这儿，这个地方不错，机关有老干局，有活动站，可以下棋、打牌、打麻将，还有台球呢。颐和园，圆明园也在附近......1989年退休以后就是这么过来的，每天生活很规律。”
何凤经讲述当年的故事（摄影/李文静）
长达70年的战友情
当年，与何凤经在大连情报处工作的同事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何老说，当年他们部门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如今有两位战友已经走了，现在与何凤经保持联系的只有远居深圳的一位老同志，两人偶尔会通个电话，也极少谈到以往的工作，只是聊聊彼此的近况。当然，当了一辈子军人，也少不了交流一些对当下局势的看法。
何老还解释道，干了一辈子情报工作，同事是不少，但组织交代：“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国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与亲友通信都需要经过领导检查，所以退休后以前的战友们之间交往并不多，大部分人已离世。
“我现在身体还算硬朗，孩子们工作忙，还算不给他们添麻烦。”老人的话语中，依然是对子女的理解和关爱。
撰文：王梅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