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我和先瑞相伴走过了54个春秋，转眼他离开我已有13年了。相伴历风雨，分离多相思，先瑞走了十几年，我觉得他一直伴随在我的身旁，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我的脑海中不时闪烁，挥之不去。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我们这些为共和国流过血流过汗的人格外高兴。我于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英勇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今天欣欣向荣、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为伟大的祖国骄傲，为能为国家做点贡献而自豪。当年，我作为一个意气风发的学生，受老师任耕严影响，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当时我的家乡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大规模的屠杀，怀着一颗爱国的心，我和两名同学一同到了陕北，这里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我们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便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我清楚记得当时毛主席穿着补丁衣服和草鞋，打着绑腿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我们站在一旁听着讲话，心情十分兴奋。在延安的日子，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回首当年，大家一起开荒，打窑洞，自己打草鞋，穿补丁衣服，虽然很艰苦，但非常充实快乐。真是一段流金般的岁月。193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我被延安女大工作组派往警备四团驻地鄜县。在这里我和陈先瑞同志相识了，先瑞是警备四团团长。一开始，我对他不太了解，但他是团首长，我很尊重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忠厚、刚正、嫉恶如仇。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他向我表白的方式是将其他女同志向他求爱的信拿给我看，如此坦诚的同志，一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被他的作法深深的感动了，不同时代人们表达爱意有不同的方式，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钻戒”、没有“烛光晚餐”。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依然觉得我们的爱情是最纯真浪漫的。我们的婚礼是在鄜县的天主教堂举行的，没有神父，只是一个空房子，当时我们穿的是一身军装，在宋景华政委的主持下，婚礼虽然很简单，但很热闹，气氛非常融洽。
我和先瑞同志结婚后总是聚少离多，因为是战争年代，大家都有自己的革命工作，婚后不久他就离开延安转战大江南北，我也在组织安排下回到女大，四处做宣传工作。有一点我们在观念上是一致的，我们都给了对方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彼此都牵挂着对方。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和初衷是一致的，只要是能为广大的劳苦大众做点事，个人的事情一律服从组织。
先瑞同志刚直不阿，从来不阿谀奉承。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他实事求是，从不盲目随从。记得有一次，一位老领导谈工作时，不问原因，无端地向先瑞大发雷霆。先瑞同志很坚持原则，平静地对老领导说：“我之所以参加革命是为了为广大人民群众做点事，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迎合上级。”然后拂袖而去。没想到这位老领导日后竟向他赔礼道歉，对他人说，先瑞同志不唯上，讲原则，是个难得的好同志。自此，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了。我们共产党人是襟怀坦白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先瑞很相似，先瑞常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人太原则，不圆滑，看谁敢和你交往。”我反击说：“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完，我们相视而笑。相处时间长了，我们对彼此的脾气、性格了解得更深，相处得更融洽了。
先瑞他们这一代的老同志大多是放牛娃出身，家境贫困，很多都没读过书，参加革命后，在党组织培养下，在毛泽东指挥下南征北战，成为共和国开国名将。他们战功卓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和知识能力。先瑞同志学习方面异常努力，早期刻苦学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军事著作，后期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特别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深深地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完成党交给的重任。凭着一腔热血和执着，他的理论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他走后，我翻阅了他的大量笔记本，从他的工作和学习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严谨的治学和治军之道，看到他成长的足迹。
在生活上，先瑞同志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对子女、亲属、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定期召开家庭会议是我们家的光荣传统，这是先瑞创造的，也是他培养孩子们的一个方法。他教育孩子们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搞特殊化。我的孩子同所有人民群众的孩子一样，穿补丁衣服，同吃同住。我们家都知道他常说的一句话：“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更是以身作则。
有一次，家中的窗帘因使用多年已破旧，工作人员提出是否让营房部门换一套新的，先瑞说：“生活上的事情不要向组织开口，我看缝补一下再挂三年没问题。”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不仅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而且注重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先瑞同志一生淡泊名利，关心同志从不宣扬个人。红军时期，他指挥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边区斗争，在陕南老区，多次受到围剿，在反围剿中不断成长，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从开始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令国民党闻风丧胆，蒋介石曾用一万大洋悬赏他的人头。先瑞被毛泽东赞誉为：“红军的陕南王。”每当大家谈到他在陕南的传奇故事时，他总是说：“我只是人民军队的普通一兵，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是战争中的幸存者，真正值得歌颂的是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今天的辉煌。”言诤诤、情切切，令人感怀。
他对老区人民感情很深，离休后仍发挥余热，多次到陕南老区扶贫，每次都是轻车简行，不声张，不扰民，以一个老战士的身份深入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体现了共产党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军区党史部门多次要为他撰写回忆录，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直到最后病重期间在一些老同志的说服下，他才开始回忆，通过当面口述，个人录音，并提供了过去工作的一些资料，由他人帮他整理出版。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谈及个人，更多的侧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和对革命烈士的讴歌，尤其是对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的怀念。
先瑞同志热爱生活，兴趣广泛。革命战争年代戎马倥偬，没有时间享乐生活，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经常深入部队，深入生活，与官兵同乐。在我们家的老照片中，有不少先瑞同志和基层战士、民兵一起打乒乓球、打篮球等娱乐活动的留影。每年过节他组织全家和工作人员一起会餐，逢重大节日如八一、春节还组织大家跳舞、唱歌。晚年他被所在的总政治部服务处推选为老干部党支部书记。他完全不像八十岁的老人，像年轻人一样为大家服务，为各大军区来京的老同志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在他的领导下服务处建了养鱼场，搞起了生产，解决了当时粮食和给养供给不足的问题，当服务处给老同志分农副产品时，他作为组织者，不但一点不多分，反而更多想到的是困难群众。
我和先瑞同志从1942年结婚到1996年他去世，共经历了54个春秋，用现在的话说是“金婚”，由解放前的聚少离多到后来的相濡以沫，我和他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此期间我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战火和硝烟却对我们的感情起了升华作用，我们的50多年更多的是工作上的相互支持，生活上的相互照顾。先瑞同志爱吃虾，我们都是工薪族，但我每周仍安排给他做两次虾。他作为大军区的领导，回到家后全无大将军的威势：对子女既是慈父又是严师，对我则是负责任的丈夫。
1996年的一天，他突感风寒，在家中小花园陪我赏花，对我说：“王彦啊，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陪你赏花。”我心中一酸说：“老陈，这不像你啊，只不过是一次小感冒而已，你平时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到哪儿去了？”他平静地说：“我能感到这次和以往不一样。”果然，他住院后就没有再回来。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我的子女们工作再忙，也要轮流值班照顾爸爸。我更是全天24小时陪在他身边，伴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光，那段时光虽然短暂，却很温馨。这期间，先瑞同志曾多次给全家人做思想工作：“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不可抗拒，要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有一次他和秘书单独谈话，让我回避一下，我知道他是在安排自己的后事，怕我在场过度悲伤。他嘱咐秘书丧事从简，并立下亲笔遗嘱：
“五个子女要和睦相处，由两个儿子忠民和爱民过来陪妈妈居住，好好照顾妈妈，仅有的财产由妈妈王彦支配。”并嘱咐秘书尽可能将工作人员好好安排一下，走向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
去年清明节，孙儿征征代表全家去安徽老家为爷爷扫墓，当时，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我在北京听到这一情况后，感到是老天爷为老陈悼念，思潮奔涌，随作诗一首:
陈先瑞（1914-1996）安徽金寨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红75师营政治委员，鄂陕游击总部司令员，红74师师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15师留守处主任，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豫中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第3旅旅长，中原军区第15旅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是第十一届侯补中央委员。
王彦，汉族，（1920-2016）
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贾市庄镇。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彦在抗日战争时期分配至藁县妇女部任宣传部长，后进入延安抗大女生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调查团组长，陕甘宁边区延安柳林区区委宣传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太行军区武安县二区区委委员，陕南军区陕南公学生活指导处副主任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南军区妇联会妇委兼宣传部长、陕西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军校组织科副科长等。195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国家轻工业部建筑总公司干部科科长；建工部金属局、机械局人事处处长；建工部综合勘察院组织部部长兼人事室主任；建工部地质公司人事处长；北京市纺织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4年退出工作岗位，1982年正局级离休，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