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群星璀璨的抗战英雄谱，无数的大好男儿为了救国舍生忘死，令人钦佩。而更吸引我们眼球的，是那些巾帼英雄的身影。
在那个充斥着铁与火、血与泪的年代里，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女性加入到抗击外侮的队伍中，成为救国无悔、临敌无畏的英勇战士。在烽火狼烟中，她们抛却了女性的柔弱，展现出坚韧、顽强的精神。铮铮铁骨，寸寸柔肠，在她们身上合二为一。而我党地下工作情报者陈蕙瑛就是其中之一。
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陈蕙瑛之子李海丘，他为我们讲述了母亲的革命经历。谈话中，他为我们再现了一位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逐渐成长并主动投身革命浪潮，在惊心动魄的谍战中与革命伴侣并肩战斗，为民族复兴奉献青春，逐步成长为拥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温婉而坚强的女性形象。
▲李海丘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是爱人更是战友
陈蕙瑛，曾用名陈时臬，浙江宁波人。1919年 8 月 8 日出生在湖北汉口。
“母亲在武汉上完了小学、中学，她从小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崇拜那些不怕牺牲的革命者，也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李海丘讲述道。
1940年9月，陈蕙瑛与几个女同学乘船一起到上海念大学。没想到船上的日本浪人想欺侮她们，危急时刻，陈蕙瑛情急生智，利用熟识的法国神甫解了围。而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但每次陈蕙瑛都会想办法化险为夷，于是同学们戏称她为“小诸葛”，把她当成了主心骨。
1941年9月，陈蕙瑛被征聘为上海“万国书报社”业余外文书刊选购员，李正文当时属于苏联对日情报系统，以该社经理身份作掩护。这里是上海知识分子喜欢光顾的地方，李正文也常去那里为香港文化供应社购书。很快，在这里李正文注意到一位清丽脱俗的姑娘，看见她经常翻阅进步书刊，便主动上前与她攀谈。李正文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给姑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这位姑娘正是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陈蕙瑛。
得知李正文通晓英、俄、日三国文字，陈蕙瑛便请求他当自己的俄语老师。通过频繁的交往，李正文发现陈蕙瑛不但思想激进，而且性格开朗，敢做敢为，很有点巾帼英雄的豪气，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对象。
在李正文的帮助和培养下，陈蕙瑛进步很快。1942年初，陈蕙瑛开始为李正文传递情报，参加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二人在工作之间，爱情也逐渐走向成熟，两人于1942年夏天结为夫妇。
▲李正文与陈蕙瑛结婚合影
陈蕙瑛是由李正文一手培养、发展并吸收参加苏联对日情报工作的。陈蕙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李正文，并做些抄写和代取送情报工作。
1945年4月，李正文派陈蕙瑛到苏北根据地与中国党组织接关系。陈蕙瑛化装成农妇，徒步从上海走到苏北根据地。途中她克服了种种危险艰难，带着满脚水泡，终于找到了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刘部长接待了她，并同意接受他们转回中国党。
1945年，陈蕙瑛由张执一和李正文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由于已有三年多革命工作锻炼，所以无需预备期，经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此后，陈蕙瑛先后在张执一、唐守愚、沙文汉领导下，在上海地下党机关报刊《救国晚报》、《新文化》和民主妇联机关《现代妇女》任编辑。同时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从事文教工作和群众工作。
机智传递情报
1948年11月，陈蕙瑛奉命撤至香港接受城市管理培训，1949年1月回到上海，2月至上海解放，陈蕙瑛任中共上海局所属策反委员会机关党支部书记。
“在上海局策委会里，母亲有幸联络过一只神秘的部队，结识两位优秀的同志，即男同志陈来生（八路军办事处派往上海，中共中央文库最后一任守护人），女同志王月英（皖南事变前由新四军派往上海），两人是夫妻。他们的上级是吴成方，因吴另有重任，不辞而别，转至张执一领导，张执一接到关系后，立即派母亲前去与他们联络。”
陈蕙瑛在自传中对这段时间的工作有过这样一段描写：“1949年1月，组织通知李正文和我立即回上海，搞国民党军队的反正工作。……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和情报工作。1949年2月至5月，组织上先后交给我几个任务，但主要的是陈来生和王月英两位同志。”
在此期间，陈蕙瑛与王月英和陈来生共同并肩战斗，传递情报，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陈蕙瑛回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保密局中，有两个女机密文件打字员，是陈来生同志布置打进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有关敌人搜捕我地下党同志、地下电台（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和民主人士等行动计划的情报，均由陈来生交给陈蕙瑛。二人的接头地点都在马路上，每次确定下一次接头地点和时间，一般都在傍晚。
“当时收到的情报，母亲均未看过，但重要内容都由陈来生事前简单跟母亲说一下。她印象深刻的是有关搜捕张执一、李正文和民主人士史良的情报，关于搜捕李白同志（当时上海地下党与中央联系的人员）所在的地下党电台的情报。这类情报拿到后，母亲立即到吕班路，见不到张执一，就交给田云樵同志，以便组织及时处理。因为准确的情报父亲两次都及时逃脱了特务的追捕。”
除此之外，陈蕙瑛还参加了王月英从伪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处搞到的上海城防大地图的传递任务，确保了解放军重型装备顺利进入上海。
▲王月英和原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
当时王月英同志通过赵祖康（民主人士，解放后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关系，了解了上海整个城防地图的情况。陈蕙瑛印象最深的是，曾交给她的上海市城防地图约有3平方米大，据王月英说该地图上注明了上海所有桥梁的载重量，以便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供我们使用各类战车行驶的参考。最终这张城防地图交给了张执一同志。
在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中，陈蕙瑛记得：他们的策反对象主要是空军和伞兵的起义。记得空军起义有刘善本，还有一个姓沈的等三人起义。
“当时空军一架飞机起义，至少需要两个人，能有三个人最好。起义时驾驶员最好是自己人，或至少他在紧要关头能保守中立，这就算工作成熟了。他们告诉我方起飞的大致时间，我们告诉他们降落时的信号。在母亲联系王月英时期，几起空军起义一般都成功了，没听说发生问题。”
而关于伞兵起义，陈蕙瑛只记得一个陈家谋（懋），因为他行动前要求入党，当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请示组织后，通知他到解放区考虑解决，这些情况陈蕙瑛与王月英联系的多。至于陈来生还对陈蕙瑛说过关于军用码头（记得是虹江码头）、军用公路（从七宝到奉贤出海口）修建工程的破坏和拖延工程的情况，研究如何使国民党军队的运输无法进行。
早已做好就义准备
在那个充斥着铁与火、血与泪的年代里，作为一名女性，陈蕙瑛不得不将家庭与孩子抛之身后，选择为革命奋不顾身，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让暗战中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无时无刻不感觉到空气的窒息，无时无刻不在紧绷每一根神经。一切都瞬息万变，一切都关乎生命。
陈蕙瑛在自传中曾回忆道：“在地下党时期内，我对工作是热情积极的。天天跑虹口，在老虎的嘴边上，也没有害怕。但就义是做了准备的，我曾把孩子托付给我姐姐（陈慧珍）抚养……”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就是因为有像陈蕙瑛、王月英和陈来生等一样的隐蔽战线的战士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准确的情报，确保上海顺利解放和保卫了红色政权。
全国解放后，陈蕙瑛在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改革旧的教育方法和制度，建立、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陈蕙瑛先后担任了上海务本女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上海市第一女中党支部书记，江宁区第七职工业余中学校长，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陈蕙瑛1955年3月到中央高教部教学指导司任研究员；1957年12月任北京市女五中校长；1962年6月任国际大学翻译处处长；1962年7月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务长；1964年参加全国政协机关“四清”。
可是，就因为她曾经是党的情报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直到1976 年“四人帮”倒台后，陈蕙瑛和李正文重新焕发了青春。李正文担任了教育部政治思想教育司的负责人，1978年2月，陈蕙瑛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兼党支部书记。1979年5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1982年10月离休。
2000年10月18日，陈蕙瑛不幸因病去世，丈夫李正文非常伤心，不久也病倒了。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李正文经常深情地说起与妻子共同战斗的经历。
▲1947年全家合影
“爸爸和妈妈既是爱人，又是战友，他们相互关心照顾，相互配合，在战斗中加深感情。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母亲，如：1946年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特意请陈乃昌伯伯（国民党逆产组组长）用专车从医院把妈妈接回家。又如：1945年派妈妈去解放区接关系，请德田伯伯护送妈妈过日本兵最后一个岗哨出上海。而母亲则随时随地护佑自己的丈夫免遭敌人的追捕，俩人的感情深似海。”李海丘感叹道，家里每个人取得的成绩都应该有母亲的一半。
撰文：李影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