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对人说；“林氏兄弟（林伯渠和堂兄林修梅），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毛泽东为他祝寿时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逝世后，邓小平在悼词中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3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就是“延安五老”之一——林伯渠。
林伯渠
在中共党内，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被称为“延安五老”。继吴玉章、谢觉哉之后，红船编辑部采访到林伯渠后代——其外孙齐放。在离家不远的某间咖啡厅内，齐放早早在此等候，采访时间虽短，不过从他口中的故事足以说明林老是一位备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作为林老的外孙，这种感情愈加深厚。从加入同盟会开始，林伯渠就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如今，“延安五老”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革命精神于今天的流传。“‘延安五老’还是毛主席提出来的。”齐放透露。
齐放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入党
早年两次日本之旅成为林伯渠人生的转折点。
林伯渠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一个书香门第。1904年春天，林伯渠与当地数十名学生一起前往日本官费留学。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参加了这次会议，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辛亥革命成功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3年5月，林伯渠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后结识李大钊，从此成为知心好友。他们之产间经常有书信来往，李大钊寄给他刊物，向他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阐述对中国当前革命形势的看法，并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和组织军队。他从李大钊和其他朋友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知识，虽然还只是一些初步的东西，却启发他去认识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决心为人类解放事业去奋斗。
1920年夏，陈独秀等人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由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遂正式宣告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林伯渠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找到陈独秀表达入党的意愿，并与陈独秀相识。于是，在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影响下，林伯渠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延安时期搞经济，引起国民党恐慌
林伯渠同志始终重视经济建设，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称为红色理财家，财经思想和观点对毛泽东财经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齐放介绍道，1905年前后，林伯渠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簿记学，大概就是现在的会计学，他那时候读了大量的关于经济政治学的书，所以在当时历史环境里算是比较懂经济的人。1917年11月20日，护法战争时期，护法军攻占长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财政厅长。“据说，这是唯一一届没有亏损的政府。”齐放表示。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当天下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1933年从莫斯科回到中央苏区后，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任内，一面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面进行收购粮食的工作。同年8月，兼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为加强经济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他以“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为财政工作的指针，成立没收征发局，向地主、富农筹款，并增发纸币，帮助政府和部队机关建立与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财政制度。其中，增发边币一事引起国民党不满。
1939年春天，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
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
边币既没有在边区强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讲到这里，齐放以中美贸易战为例，浅谈了货币于一国政府的重要性。他说：“今天美国政府跟你打贸易战，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还是货币。人民币已经进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就很严重刺激了美国华尔街的神经，如果出现一个能在结算领域跟他竞争的货币的话，他当然不高兴了。贸易战根本上还是一个金融战。不过，中国已经不是1937年的延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也不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了，面对贸易战不能退缩，只能迎上去。这个战争结果不好说，最终目的还是谋求一个平衡吧，谁赢谁输倒不存在，只是将贸易战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林伯渠筹粮得到群众拥戴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林伯渠先后担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他一路行军，一路工作。每到宿营地，他总是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筹款征粮。尽管长征经过的地区筹集粮款非常困难，他还是严格要求部属注意政策，防止侵犯群众利益，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利益。
齐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林伯渠与战士们一起去筹粮。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都逃走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炕里，发现了足足200斤玉米。战士们想直接带走，林伯渠却慎重地提出，先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要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后来，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钱压在炕边，这才将粮食背走。
1935 年 11 月到达陕北的林伯渠
林伯渠始终为群众着想，也得到群众的拥戴。1935年，林伯渠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因种种原因在征粮路上遗失了，几经辗转，直到1988年一藏民在翻修房屋时被发现。据说，男主人一直把印章当作至宝，去世时还揽在怀里。他入殓的时候，被女主人发现并藏在屋顶。“这是一枚铜印，现在放在藏民所在的文化馆里收藏，这就是军民关系的一个佐证，红军走过的地方，老百姓和他们关系很融洽，很信任他们。其实藏民完全可以把它拿去交易，他反倒把这枚铜印当宝贝一样。”齐放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延安五老”这个称号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党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称号的由来，齐放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这是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在延安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时，毛泽东所致的祝寿词。
“延安五老”。从左至右：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给吴老祝寿，想起三年前我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候就说过，我们为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会欺负年轻人，青年人谁没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青年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多，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喜欢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典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党外很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如马相伯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去了贺电，因为他主张抗日和民主政治……”
就是在上述这段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五老”，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齐放因林伯渠与何叔衡战友情落泪
近年来，林伯渠亲友不断将林老生前的遗物捐献给博物馆，以供世人瞻仰。据齐放介绍，其实最开始做这件事的正是林老本人。刚刚成立国家博物馆的时候，林老将长征路上的马灯、毛毯以及何叔衡送给他的毛衣都捐献出来，为了纪念难忘的长征岁月，更为了纪念逝去的战友。
1934年10月初，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被迫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在红军转移前夕，党政干部谁走谁留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最后，年老体衰的何叔衡被留下来在根据地坚持斗争，而林伯渠等其他老同志则随红军长征。
部队出发前的一个晚上，何叔衡在梅坑的住处准备了清酒和花生米，为老战友林伯渠饯行。两人促膝对酌，惜别时，何叔衡把他身上的毛衣脱下来，送给即将远行的好友，以抵御征途的风寒。林伯渠接过毛衣，百感交集，当夜就写下一首《别梅坑》：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尊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没想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林伯渠走后，何叔衡被敌人追踪，到了一处陡峭的悬崖边，何叔衡选择纵身跳崖。而他的毛衣被林伯渠保存至今，两人的战友情深让人为之动容。讲到最后，慈祥爽朗的齐放收起笑容，表情隐忍，伴着浑浊的声音，眼泪汩汩流淌下来。
和红船编辑部采访过的很多开国元勋后代一样，齐放认为，革命胜利不只父辈们的功劳，更是千千万万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他也希望，通过捐赠林老的物品让后来人多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林伯渠
林伯渠将别人送的礼扔出门外
从湖南财政厅长到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林伯渠负责经济工作，掌握着政府的经济命脉，也牵涉到许多人的利益，找他办事的人并不少。
齐放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一做官就有找他办事的。听姨妈们说，他当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的时候，有人送东西让他办事，人家来了谈完事给他放下东西，他就拿着东西扔出去，让人家赶快拿走。有人甚至给他送姨太太，他也严词拒绝。”后来湖南老家搞土改，林老母亲李姓家族有一些地主的田被收了，他们就不理解，当时林老已经来北京就职了，他们就到北京来，跟他说能不能网开一面。林老就让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是给当地政府的，而是给家族里的人，信中规劝族人要理解国家土改政策，配合当地政府。
齐放说，自从加入同盟会，他选择的职业就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为自己和家里人做任何的安排。“在建立政权的时候，对权力范围之内的规则不简单是一种思想教育问题，而是从制度上、从法律上要有一个建设。如今腐败现象丛生，虽然当时的情况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但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难道光把这些人都杀了就能真正解决问题吗？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的问题，法律的执行和严肃性在建国以后和改革开放以后也在不断地完善。”
撰文：王梅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