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相隔万里，1923年从法国巴黎寄往中国天津的一本油印刊物，不仅携带着西方世界前沿的女性思潮，更满载着青年对远方女孩深深的鼓励和绵长的思念。
▲油印刊物《少年》
寄件人是周恩来，收件人是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在这场反帝反封建和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邓颖超则作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执委兼讲演队队长。两人还一起加入了由周恩来等发起组织的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从上海乘坐游轮，漂洋过海远到西欧勤工俭学。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更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同时期，邓颖超在北平女师毕业后，先后在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小、京师公立女子第七高小任教。1922年8月，邓颖超受天津刚创办的私立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邀，到达仁女校任教。马千里是则著名教育家、思想开明，主张妇女解放。
1922年冬，周恩来等派遣李维汉回国，向党中央正式申请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其旅欧支部时，对邓颖超早有好感的周恩来则委托李维汉到天津看望邓颖超，还给邓颖超带去一封信。
此后，相隔万里的两人通过一封封鸿雁传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感情。1923年春，邓颖超等人创办女星社，拯救压迫的女性。远在法国的周恩来，得知邓颖超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后，特地从法国寄来的油印刊物《少年》，为她带来更先进的女性思想，使邓颖超感到耳目一新。
尤其是有一次，周恩来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革命誓言后，邓颖超也和周恩来一样下定了决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两人终于由互勉互励的友谊，发展到相知相爱。
▲1926年邓颖超与周恩来 来源：人民网
邓颖超决定和周恩来确定恋爱关系前，曾经征求与她相依为命的慈母杨振德的意见。杨振德见过周恩来，并对他的人品、才学很赏识，认为：“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是个感情很专一的人。”但是由于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所以对女儿的婚姻大事格外慎重。她对爱女说：“恩来在国外，还是等他回国后再定吧！”慈母虽然这样说，但是邓颖超认为，人一生中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并非易事。既然她与周恩来志趣相同，心心相印，就应该尽快答复他，不能再让他为此伤神了。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曾非常形象地谈到她和周恩来确立恋爱关系时的情况：“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3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
也在这时，周恩来又来信了，他希望邓颖超把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这时，邓颖超没有再按慈母的意见等待，而是非常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从这时起，周恩来、邓颖超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并携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工作，清晨五六点也不睡觉，警卫提醒该休息了，他也顾不上。“伯母就想了个办法，让上幼儿园的妹妹拉着伯父去公园看花”，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说，伯父工作太辛苦了，因此伯母总是煞费苦心想些“点子”让他轻松点。“伯父平时开会、见外宾时间安排满满的。于是伯母看到伯父回来，便让孩子们到车库旁等他。伯父看到孩子们迎出来，自然就下车跟孩子们说说话，走上几百米路，活动下筋骨再回到后面的院子办公，也算是短暂的放松休息”。
▲1966年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玉泉山
1954年周恩来到日内瓦开会，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于是邓颖超给他寄了一片枫叶，写着“枫叶一片，寄上思念”，短短一句，其中饱含的情意不用多说。后来，周恩来便在日内瓦的院子里栽了花，寄给邓颖超。邓颖超把周恩来寄回来的花全晾干挂着，挂在她的卧室里。周秉德说，革命夫妻之间的恩爱，你是难以想象的。
▲14岁的周秉德和周恩来的合影
周秉德曾回忆说：“伯父曾告诫我，你要找一个终身伴侣，你要找朋友，要有一条，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全心全意地为咱们的国家奋斗，有共同的志向，才应该是你找的终身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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