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成都，有一座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大型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众多珍贵文物中，一面五尺见方白布做成的“死字旗”，每每都会吸引着来往参观的人们，驻足观看。
从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各省，若论参军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提供物资之丰富，四川当之无愧居首。350万川军出川走向前线，伤亡人数超过60万，他们以极其顽强的作战精神给日寇以重创，堪称铁血之师。四川人民的这段激越悲壮的岁月，值得全国人民铭记。
川军在抗日中有着许多感人的故事，今天讲的主人公就是无数川军之一——王建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许多爱国青年投笔从戎，加入到了抗日救国的浪潮之中。很快，这股抗日的热情就从北平传播到遥远的四川省。
在四川省的一个偏远小镇——曲山镇中，爱国青年高唱抗日歌曲，甚至当地的一些学生也会在开课前集合列队，高呼抗日口号，王建堂也是其中一员。
▲王建堂老年照片
王建堂七岁读私塾，十五岁时由于家庭经济不支，便随在内江经商的舅父到内江中学插班就学。初中尚未毕业，舅父商号倒闭，又到中坝（现江油）“省立第二中学高三班插班读书”。次年（一九三一年），当时军阀割据，在彰明县（今属江油）创办了“江彰文学院”，王建堂又考入该校就学，一九三三年该校停办。王建堂缀学后，以小学老师、民众教育馆等职业谋生。
面对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破碎河山，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他听说当地政府正在召集军队准备反击日寇，于是在镇里镇外往返奔波，很多四川子弟也纷纷决心从军报国，以王建堂为首，相互邀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在一起商量。几经串连发动和广泛宣传，竟有一百七十多人参加，成员主要有青年学生、社会青年、小商小贩和农村小伙子。
经过筹备，大家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并把这支抗日队伍取名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并呈请安县政府，申请出征抗日。当时安县县长成云章很快批准了王建堂等人的请缨恳求，并把“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安置在“大安游艺场”（今安昌公园）内，并将他们自取的队名改为“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
1937初冬，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召开欢送出征大会，欢送王建堂及“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欢送会盛况空前。就在欢送会快结束队伍即将出发之际，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因年迈行动不便无法亲自为子送行，于是托人寄来一个包裹，请县政府转交王建堂，县长成云章在台上将包裹打开一看，当时便令所有参会人员大吃一惊，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原来王者成的包裹里是一块大大的粗土白布做成的旗帜，旗帜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古朴凝重，力似千钧，十分醒目。旗的左边写道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旗的右边写着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王建堂率领“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步行到了成都，在四川军管区报到，军管区派参谋长赵斌竭尽抚慰事宜，还赠送请缨杀敌队一面上书有“民族之光”的大旗以志褒扬。后再步行至重庆，经三个月训练后编入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线。
一九三九年春节刚过，四川军管区专门派员，会同安县政府，并组织曲山场机关法团、学校及乡民，敲锣打鼓、热烈隆重地把一面木匾送到王家。此匾正面用生漆漆得油光透亮，匾上镌刻着金光灿灿的文字，匾的正中是“父义子忠”四个大字，上款是 “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下款是“四川军管区司令部赠”。王氏父子深明大义，精忠报国的壮举被人们交口称赞，传为佳话。
王建堂背负着“死”字旗转战在抗日沙场上，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洪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七年中一直处在火线上，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奖（其中二次被最高长官部授予甲级勋章），实现了“伤时拭血”的誓言。
幸运的是，他活着迎来了新中国，并在老家北川生活直至1992年去世。
而这面“死字旗”在抗战时期因王建堂受伤不幸遗失。八十年代中期，在当地政府请托下，王建堂凭借记忆复制出“死字旗”。2008年汶川地震，展示于北川县文化馆的死字旗复制品被毁。后又根据资料制作出第二件“死字旗”复制品，现展出于成都的建川博物馆。
▲资料图
王者成（1887—1957），四川绵竹人。上世纪初举家搬到四川安县曲山场（现属北川县），以经营小商业为生，其为人正直，见不惯恶势力，是川西北著名四大玩友（川剧坐唱）之一，常演文天祥、伍子胥、精忠报国等传统剧目，被人敬为“清客”，人们尊称“者大爷”。
【资料来源：徐淮网、抗日战争纪念网、《中国影像方志》、建川博物馆等】
编辑：李影
统筹：李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