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
“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据说，要安全渡过乌江，必须具备3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然而，89年前，红军不仅没有结实的木船和深谙水性的舵手，还要面对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及国民党军的重兵阻击，却凭借过人的胆识谋略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在一周时间内全部渡过乌江天险，用一场漂亮的战斗书写了一个“伟大的开始”。
1934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然而，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继续调集重兵“追剿”红军。
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紧急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的方向问题。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原定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红军面临的第一道任务就是突破乌江天险。12月29日，红1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此时，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2个纵队正快速向中央红军展开追击。红军必须在敌重兵到达之前，迅速渡过乌江，向遵义靠近。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余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乌江对岸有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该师师长侯之担在回龙场至茶山关一带沿江部署了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乌江，并配合“追剿”军薛岳部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
面对敌军的严防死守，红军没有畏惧。1934年12月31日，红军各部队照例召开新年同乐会，庆祝一年来取得的胜利，总结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并组织游艺会餐。由于此次同乐会是在强渡乌江战斗前夕举行的，为适应战争形势，这次游艺会餐仅在较小的单位中简单进行，且主要内容集中在战斗动员上。同乐会上，红军各部队报告和讨论当前的战略方针，宣传强渡乌江的意义。“突破乌江”“拿下遵桐”“完成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新年”等成为当时的战斗口号。各部队经过动员后，进一步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于1935年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对岸守敌1个营随即向红军开火。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立刻组织火力压制。当晚，该团在乌江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组织强渡。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利用竹筏渡过乌江，消灭对岸守敌，占领滩头阵地，并掩护后续部队渡江。至4日，红1军团主力及红9军团在此渡口渡江完毕。
与此同时，红1军团第2师师长陈光率领第4团为前卫，于1月1日行至江界河渡口。为了解对岸敌情，前卫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发现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重点，工事坚固且守兵较多。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一条小的横路与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行人，敌军对此疏于戒备。因此，师、团领导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小道。强渡由第4团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7位水性较好的战士泅渡。本来他们打算拉绳索架桥，但绳索被敌军炮火炸断，首次强渡失败。到了深夜，第4团利用夜暗，在上游水流较缓的老虎洞处，组织18人乘3只竹筏进行强渡。由于水深浪急，2只竹筏被水流冲回南岸，1只竹筏不见踪影，第二次强渡再告失败。
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第4团，向师、团领导说明追敌薛岳兵团已离这里不远，要求第4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会有背水作战的危险。该团按照军委指示，紧急动员，绑扎60余个竹筏组织强渡。上午9时许，强渡乌江战斗打响。除继续对江界河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主力则在渡口上游实施强渡。执行强渡任务的突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掩护下奋勇前进，当竹筏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下潜伏一夜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适时向敌军发起攻击，接应强渡部队登岸，打垮了守敌。
此时，敌军预备队赶了上来。由于敌军居高临下，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第1营被迫退守江边。紧急时刻，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连打3发迫击炮弹，命中目标，压住了敌军反扑势头。红军乘机反攻，敌军全线溃退。工兵部队则快速架起浮桥，至3日，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由此相继渡过乌江。
1月5日，红3军团进至茶山关渡口，先头部队第10团开始渡江。该地敌军在得知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已经失守后，不战而逃。6日，红3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至此，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以落空而告终。1月15日，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以《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为题，对此次战斗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开国少将肖锋在参加强渡乌江战斗后，曾挥笔写下《强渡乌江》：“乌江长来乌江弯，十里堤岸十八滩……绳子藤条绑带爬，何惧山高何惧难……紧握战争主动权，红军机智胜过天。”这首诗记录了强渡乌江战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过程，展现了红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秀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