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田汉写出脍炙人口的《义勇军进行曲》，后被采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位共同的老师——徐特立。年轻时意气风发，“断指救国”血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美谈；红色教育奠基人，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外婆”；近50岁的高龄入党，是长征中年纪最大的一名老兵。徐特立一生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不懈拼博，并为革命献出了他仅有的两个儿子21岁的年轻生命；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全民素质为己任，终生奋斗，写下了永载史册的辉煌篇章；毛泽东在徐老六十寿辰的贺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徐特立（徐禹强供图）
近日，红船编辑部采访了徐特立孙女徐禹强同志，抱恙在身的她比较健忘，但对祖父的故事仍如数家珍。徐老早年积极办学，曾腾住房作校舍，自己花钱添置教室桌椅，且不拿薪水。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在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杀的情况下，徐老毅然加入共产党。参加长征时，徐老已58岁高龄，但丝毫不拖后腿，衣服烂了，自己缝䃼，鞋子破了，自己制做，路上缺少粮食和蔬菜，就吃草根和树皮，还总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或驮东西。徐老的高风亮节对她触动很大，小时候因病在学校被区别对待，吃了一顿大米饭，被祖父狠狠地批评。但是与祖父相处的日子，给她人生中留下最最温馨美好的回忆。
徐特立办学：上午教课，下午照顾产妇病儿
徐特立曾向徐禹强讲述了自己早年办学的经历。
他说：“1905年，我进了一个4个月的教员速成师范班。当时的教员从日本学了4个月，程度比我还低。我在这里学了一些办学校的方法，感到国家的存亡问题有作启蒙运动的必要，于是，就和何雨农、姜济寰，在离长沙城30里的樃梨镇办了梨江高小，还设了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收农民子弟人学。那时风气未开，无款可筹，我无钱只出力，何、姜两人出银热情支持。学校当年秋开学，我给自己立了一条‘不拿薪水，只吃饭’的规矩，教了好几门课，忙得不亦乐乎，无暇顾及家。”
徐特立教书的地方离家50里，吃住都在学校。儿子出生的那天，妻子还在山上拾柴，傍晚自己烧水，自己剪脐带，自己洗胎儿。徐特立过中秋节回家，才知道生了个男孩。妻子并没有带话给他，怕他教书分心。徐特立说：“她这样入微的体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当时学校不能缺课，家中又无人照顾，还有一个3岁孩子正患痢疾。他只好上午上四节课，下午回家煮药洗衣服，照顾产妇和病儿，直到深夜。次日，天未明即起身，赶50里路到学校、吃早饭。“就这样，半个月，每天往返100里，没有由于自家的私事缺过一点钟的课，虽然受尽辛苦煎熬，但精神非常安慰和愉快！因为我已决定为社会服务，我希望一家之困难，随整个社会解决而改善。”徐特立如此说道。
徐禹强感慨：“当时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今天却已成为现实。”
徐禹强（摄影/王学民）
腥风血雨中毅然加入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到15日，上海工人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
5月20日晚，徐老和他的学生熊瑾玎住在长沙城梨头街。深夜他被从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声惊醒，得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他担心学员安全，立即奔赴讲习所，被戒严士兵阻拦。次日，所有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均被捣毁，被捕杀者不计其数，这就是历史上的马日事变。
徐老让熊瑾玎立即化装转移出城，自己则留下来。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20多天时间，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徐禹强说：“祖父带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生陈炳人转移到离五美乡15里的道渡老塘冲农民章星德家。白天，与章上山打柴，晚上秘密集会，重新组织一支由四五十个农民组成的梭镖队，同反扑的恶霸地主坚持斗争，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后被长沙城派来的‘清乡’军队打散。党组织派人找到祖父，几经转移，祖父才在离城20里远的黎尚瑾（徐特立学生、共产党员）家住下。”
在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即将摊牌的最后时刻，徐老来到武汉，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同组织失去联系。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还有的甚至成了叛徒。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减到1万余人。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至几万人，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基本解散。人数众多的中间派随着政治形势陡然逆转，大批“右转”，革命处于低潮。
年近半百的徐特立就在这革命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经李维汉介绍，在汉口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在纪念徐特立同志诞辰105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徐特立同志是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很多共产党员人头落地，不少动摇分子纷纷脱党和隐退的严重关头，毅然决然地走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的。这不仅显示了他有惊人的革命胆略，更重要的是表明他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能够看到光明的前景，当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同党和人民一起去斗争，这是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到的。徐特立同志就是这样的人。现在很有必要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唤起这种精神，在青年中间发扬这种精神。”
向毛泽东赠诗，为其排解苦闷
1938年9月，徐特立与毛泽东在延安合影（徐禹强供图）
徐老为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的高风亮节之举，在湖南教育界早有‘雪中送炭’的佳话。长沙县知事姜济寰被免职后，借债度口，徐老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苦心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让给姜，这一让就把他赖以生活的全部收入让掉。为了偿还办学校的债务，徐老到好几所学校兼课……后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全校学生都亲昵地称无微不至关心和爱护她们的徐校长为“外婆”，这个爱称当时在湖南教育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为毛泽东的老师，在革命道路上一路走来，徐特立给予了毛泽东信任和鼓励。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召开，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排挤毛泽东的领导；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他们又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总政委职务。
这段时间，徐特立知道，毛泽东的心里很难过。一天，徐特立挟着几本书找到毛泽东说：“润之，有时间多看看这几本书吧!”这是一本列宁写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派性》。毛泽东连读几遍，爱不释手，脸上出现少有的喜悦，找到徐老说：“徐老，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格外革命，实际上对怎样想出办法、度过困难、发展革命工作，毫无办法。“徐老看到毛泽东精神这样振奋，心里十分高兴。他还将自己“言志”诗书赠毛泽东：
丈夫落魄纵无聊，
壮志依然抑九霄。
非同泽柳新梯弱，
偶受春风即折腰。
58岁参加长征，却总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
长征时的徐特立（徐禹强供图）
1934年9月，博古、李德等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都没有进行讨论，红军主力分别从江西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
徐特立和董必武被编在军委第二纵队总卫生部。总卫生部出发前，组织了一个由20个妇女和两个老头组成的工作团。董必武当主任，徐特立当副主任。58岁的徐特立紧跟着队伍，开始经受漫长而严峻险恶的考验。
从瑞金出发后，天上每日都有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为了甩掉敌机的轰炸扫射和敌人的跟踪追击，部队总是晚上悄悄地行军。工作团大都是年纪较大、伤员和怀孕或裹脚的妇女。很多同志白天跟上队伍都不容易，夜间行军更加困难，常常分不清东西南北。长征中，大家最大的担心就是掉队。因为一旦掉队，就可能再也找不到组织。
于是，部队便在白天利用敌机没来的空隙，进行军事训练，让大家学习梭镖刺杀、夜间辨别方向和辨认岔道等方面的自卫本领。因为徐特立被认为年纪大，就没有通知他参加。徐老知道后坚决要参加操练，非常认真，每个动作都反复做好几遍，一点儿也不马虎。半个钟头下来，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教员走过去再次劝说：“徐老，下面的操练您就不要参加了，去休息吧！晚上还要行军呢！”“难道你要取消我当红军战士的资格？”徐老风趣地笑着说：“光看表面，这可不对呀！我可是人老心不老！”说完他又精神抖擞地站到队列中。
组织还为他安排一匹马。一路上他却很少骑，不是让给伤病员，就是给连队驮东西。每次行军，从出发到宿营，他总是那样从容地、不停地向前走去。有时大家休息了，他仍一步一步不停地向前走。如果实在太累，就站着休息一会儿再走。
有一天，徐老牵着马在前面走，他的饲养员却骑在马上。
“你怎么不照顾徐老!”萧月华同志看见后批评饲养员。
“是我让他骑的马，他生病走不动了，我走得动。”徐老忙解释。
在向泸定城行进的路上，看到负伤的战士走一步停一下，徐老赶紧上前，把伤员扶到马上。让饲养员照顾着，亲自牵着马向泸定城行进。伤员骑在马上，看见这个须发花白身体消瘦的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党中央两次为徐老祝寿
1937年1月，毛泽东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为从雪山草地跋涉过来的徐特立老人，破例搞一次祝寿活动，其目的在于鼓舞红军指战员的士气，更是通过这位年近60岁的幸存者，来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宣告中国共産党、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党中央一致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给正在陕北保安的徐老写了一封信，信写完的当天，就派人星夜驰往保安，将信专程送给在保安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工作的徐老。当他收到毛泽东为自己祝寿的亲笔信时，激动不已。他在感动之余决定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致函，坚决要求取消为他祝寿。然而，祝寿热潮已经掀起，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
毛泽东在党内提出为徐老祝寿的消息传出以后，很快就受到延安各界以及陕北各战区指战员的广泛拥护，不但是苏区如此，就是白区（如上海……等地）也有许多人替他祝寿，并为他编纂历史，足证明祝寿的热烈，更证明徐同志在广大人民中的信仰是如何的深刻啊！不久，陕北各地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广大军民踊跃为徐老祝寿的热潮。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陕北各战区的抗日军队，纷纷举办祝贺徐特立60寿辰的活动。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地寄往延安和保安的贺词、贺信和贺幛，数以千计。
徐特立本人在这次祝寿结束之后，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了《我的答词》。他说：“各位同志为我祝寿，我很高兴，用不着说客气话……我一生过着极不平常的生活，让我这老古董来推动伟大的革命，是全国抗日战争的需要。我将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并存，我为此而感到高兴。我愿继续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为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1947年春天，当徐特立70岁寿辰到来之际，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已经打响，胡宗南的部队正在向延安步步紧逼，但摸不清党中央、毛泽东在不在延安，举棋不定。当时延安我军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两三万人，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党中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全党再次为这位革命老人祝寿，公开发表为徐特立祝贺70大寿的贺信，并决定将已撤到绥德的徐老接回延安。
1947年2月1日下午，中央办公厅为徐特立祝寿的会场，设在杨家岭的大会议室里，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在下午4时之前准时来到会场。杨家岭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各方面人士纷纷致词。寿辰当天，延安《解放日报》特开辟庆贺专版，刊发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为徐特立70大寿所写的贺词。
年少的徐禹强因吃了顿大米饭被祖父批评
徐禹强和祖父徐特立在一起（徐禹强供图）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13岁的徐禹强同祖母从长沙老家来到北京，与祖父徐特立团聚。徐特立对孙女约法三章：第一，不要有特殊思想；第二，不要有优越感；第三，不要脱离群众。
徐禹强讲了祖父唯一一次对自己发脾气的事。徐禹强住校不久，因身体不适，吃不下饭，学校领导以为她刚到北方，吃不惯小米饭，让她跟校长一起吃了一餐大米饭（当时就是校长一周也难得吃顿细粮）。
这件事被徐老知道了，拍了桌子。他对孙女生这么大的气，是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徐禹强讲道：“我不敢作声，委屈地哭得很伤心。祖父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讲了‘一张马皮打牙祭’的故事。”接着徐老摸着孙女的头说:“学校领导照顾你，因为你是革命后代，如果我不严格要求你，批评教育你，这样下去，就很容易滋长特殊思想，产生优越感，脱离同学们。特殊思想是封建社会的，要不得。”
年少的徐禹强对祖父这番话虽然不大懂，但至今记忆犹新，祖父当时的激动神态、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也还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徐特立和夫人熊立诚、孙女徐禹强合影（徐禹强供图）
后来，徐禹强到医院检查，确诊为“黄胆病”，只得休学治疗。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2月，她有机会跟随在祖父的身边，徐老几乎每天都给孙女讲自己亲历的革命历史故事。徐禹强说：“祖父把为人之本的无私奉献和真诚可贵的爱播撒在我的心田，滋润我的心灵。这段时间，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在从小就失去父母之爱的我的心中，留下了一生最最美好温馨的记忆。”
撰文：王梅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