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消息曾这样评价他：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人民铁路事业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25岁时，他放弃每月70块大洋俸禄的站长职务，在“九一八”事变后，誓言抗战；27岁，他组建自卫军与日军激战，视死如归；39岁，他成为第一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被陈云调侃为“没有手表的省主席”。他，就是陈大凡。
近日，陈大凡之子、原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主任、延安儿女故事团成员陈虎受邀接受红船编辑部的采访，动情地讲述父亲那不平凡的一生。
01
陈大凡放弃厚禄，毅然投身抗战
陈大凡，曾用名陈锡勇、陈庸，出生于1906年，家境贫寒，陪富家子弟当书童，学了些英文。正是这个英文底子，为他最初的人生提供了机遇。
1925年黑龙江省建设呼兰至海伦的铁路，简称呼海铁路。19岁的陈大凡凭借自己的英文基础，谋得一份在铁路局电报所的工作。他知道这份工作得来不易，因此踏踏实实地干。一晃6年时间，他从最底层的电报领班，一级一级升到海伦站站长的职位。1931年，年仅25岁的陈大凡，月薪已拿到70块大洋。在那个年代，一块大洋能买一袋25公斤的面粉。此时的陈大凡正准备攒足钱后，等着回老家买房、买地、兴家置业了。但就在这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后，时任海伦站长的陈大凡，为了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光着膀子拍了一张照片。在海伦车站党支部和四方台特支的组织下，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在会上他激动地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当时被传颂为“呼海铁路誓死抗日”的佳话。
▲任海伦站长时期的陈大凡
“他当时在海伦车站每个月能有70块大洋的俸禄。收入是相当不错的了，甚至准备攒钱回老家买房置地。”陈虎认为，正是因为父亲有着一腔爱国热情，他才会毅然放弃自己的高官厚禄投身抗战。
这次群众集会后，陈大凡组织成立了海伦抗日救国会，陈大凡任会长。3月末，日军沿呼海铁路向海伦马占山临时省政府进攻。4月28日，为了阻止日军北犯，陈大凡带领铁路员工积极配合马占山属下邓文部队将松浦车站和松浦铁路工厂的机车、设备全部抢运到海伦，并将呼兰河大桥烧毁，还拆毁万发屯站、泥河等站几段铁路。造成呼海铁路全线瘫痪，迟滞日军进犯长达40天。
陈虎介绍，后来马占山的部队撤退，对抗日救国会的抗日热情是一个很大的动摇。“当时和我父亲一块出来参加抗日救国会的人，一看你马占山都不抵抗了，那我们还抗什么日？有些人就又回到铁路局去了，可以说形成了抗日的低潮。”
尽管如此，陈大凡仍未有丝毫动摇，他带领30多名进步铁路员工组成抗日宣传队，随部队北撤。一路宣讲抗日救国道理，使多个地方民众树起抗日大旗，还有一些爱国青年加入了抗日宣传队。
“当时绥滨县原县令逃跑，新县令投敌。但是因为与绥滨县一江之隔的富锦县驻扎着日军的一个中队，谁也不敢再去任这个县长。这时候有人推荐了我父亲，说这个小伙子抗日坚决，也很有能力，让他去吧。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我父亲的行事作风像共产党，如果他是共产党怎么办？后来还是一个国民党元老拍板，说都什么时候了，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能抗日就行。我看这个陈大凡是大凡不凡，陈庸不庸。”
1932年6月，陈大凡受命于马占山到绥滨县就任县长，那一年他26岁。到任后，陈大凡立即树起武装抗日大旗，将抗日政府设到胡家柈场，改名中兴镇，意为“星火燎原振兴中华”。同时着手组建绥滨抗日人民自卫军，编制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三个分队。然后，抓紧战前训练。大量印刷《告东北三千万同胞书》等抗日宣传单，散发到群众中，大唱抗日爱国歌曲，鼓舞民众抗日士气。
陈虎告诉红船编辑部，晚年时，父亲曾写过这么一句话：“绥滨抗战，我知道不可为，但必须要打，要打出我们中国人的意志，打出我们中华民族的志气来。”
当时，吉黑两省大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马占山、李杜领导的抗日武装已岌岌可危。“父亲刚到县里时，县里只剩下承审、文书、老伙夫三人，其余工作人员全跑光了。他曾回忆：‘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既无县政，又无公安，我们这些人也没有会当县长的，也没有会当公安局长的。我们三十几个人当时只有一条心——就是抗日，遂决定着手组织人民武装。’父亲对绥滨县人民爱国的热情印象很深，他在回忆中说：他们虽然看到形势的严重，但是还是积极地热情地支持组织人民武装，出枪出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日军曾两次劝降陈大凡，并许诺让他担任汤原、萝北、绥滨三县的政治主席，均被陈大凡严词拒绝，并表示“抗战到底”，日军劝降受挫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松花江南北，人们称陈大凡为“顶风斗雪真英雄！”这时，许多抗日义勇部队纷纷前来汇合，吉林省桦川县长张锡候率部队前来投奔，绥滨所属地方武装红枪会300余人也陆续于中兴参加抗日武装。中兴队伍很快发展到了1000多人。随之陈大凡把绥滨抗日人民自卫军改为黑龙江省抗日人民自卫军。
1933年2月12日至13日两天，陈大凡率部与日军展开激战。
“第一天，日本人来了几卡车，当时父亲他们分析日本人一是想吓唬人，二还是想招安他们。”
招安当然是不可能的，结果第二天日本人就动用了不少炮，“打了一天炮，轰击了整个镇子。”陈虎说，父亲这边虽然人不少，但不少人根本没有打过仗。到了傍晚的时候，陈大凡受伤了，“半个身子被炮弹炸伤了，胳膊伤了，牙打掉了，腿上也有弹片。”
战斗结束后，战士用马爬犁将身负重伤的陈大凡送到了苏联治疗。
02
亡国奴不如丧家犬，悲愤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我父亲在苏联待了半年，治好了伤。”陈虎说，伤愈后的父亲，参加了苏联的远东情报局。当年远东情报局给陈大凡的任务，就是回到中国，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反馈回苏联。那段时间，父亲总是要过江送情报，然后再回到中国。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之后，陈大凡告诉远东情报局有关人士，“我不回来了，我要回中国去抗日。”
但是陈大凡返回国内寻找组织却没能实现，他从苏联入境后，沿鹤岗、汤元、通河、木兰、巴彦、呼兰，徒步一千多里地，历经各种艰险，于一个冬日的傍晚到达哈尔滨。
“父亲说这一路历经猛兽的威胁，土匪的袭扰，疲劳严寒和饥饿的煎熬，活着到了哈尔滨真是不容易。但当他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哈尔滨也不是能久留之处。当时他已是日伪通缉要犯，没有亲戚朋友敢收留他，只有一个姓曹的朋友，把他领回了家。”
尽管如此，对方也不敢收留陈大凡。“抗日我支持你，但是我们不敢收留你，给你200块钱，你去北平吧。”当晚，陈大凡在澡堂住了一宿，第二天便乔装坐火车前往北平了。
关于去北平这一路，陈大凡曾和陈虎说，“在火车上，日本人坐的地方，中国人都不敢坐，但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我特别坦然地和日本人坐在一个车厢中，有惊无险地就到了北平。”
“一路上，父亲内心深处痛感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偌大的哈尔滨，亲戚朋友没人敢收留他，悲愤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陈虎介绍，当时东北大批的流亡人员客居在北平，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陈大凡，由于当年曾出任过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政府绥滨县长一职和孤军抗日享有的名声，很快得到了马占山的生活救济，并融入了流亡在北平的东北人圈中。
由于陈大凡的抗日县长身份，共产党、国民党两方面都很看重，都在积极争取他。“国民党方面认为他是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任命的县长，当然是国民党员。而共产党地下组织也不把他当外人，主动让他参加党的活动和工作。”陈虎说，“在抗日的大旗帜下，这个圈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亲国民党的，也有亲共产党的，只是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是地下组织，只能秘密活动。由于父亲参加抗日，在苏联养伤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在思想感情上亲共产党，于是很快就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同志有了联系。父亲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李向之。”在李向之介绍下，陈大凡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负责做国民党东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此，他参加了由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及抗日大同盟、国内和平促进会等组织，组织了东北人民抗敌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扣押在南京。北平东北大学学生要南下到国民政府首府南京请愿，在火车站与前来阻止的北平军警发生冲突。在荷枪实弹的军警面前，陈大凡作为北平各救亡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义凛然走上前与北平警备司令邵文凯当面对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番爱国陈词，让这位东北籍警备司令无言以对，拂袖离去。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请愿列车终于开出了北平火车站。
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在各种危难环境、生死斗争的磨炼下，陈大凡很快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陈虎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讲述父亲革命往事
03
“陈大凡做的工作就是入龙潭下虎穴，当真危险”
红船编辑部通过陈虎的讲述了解到，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出现了一支叫“平西抗日游击队”的队伍。
这支只有几十号人的队伍主要由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和流落到关内的东北义勇军组成。而拉起这支部队的人叫赵桐，他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来自辽南义勇军。退入关内后，处于困境中的赵桐找到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东北抗敌联合会”寻求帮助，中共地下党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地下党员派进这支部队，争取把这支部队改造成为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力量。陈大凡受中共北平地下党东北特别支部的指示，作为党的领导骨干进入到平西游击队中。
在抗日的问题上，彼此没有分歧，共产党员加入部队后，部队的战斗力更强了。首战就打开了位于北平德胜门外的国民党河北省第二监狱，解放了700多名在押犯人，包括几十号政治犯，其中不乏共产党员。
接下来是在黑山扈，就是现在的百望山，游击队在此地与日军的车队遭遇。这一仗从早晨打到黄昏，日军被迫出动飞机助战，被游击队打下来了一架，坠毁在清河一带。
两战下来，平西游击队名声大振，部队从几十人发展到1000多人，共产党在部队中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然而，此时把这支部队带向何方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赵桐不想被共产党八路军整编，只是想他个人控制这支部队，让这支部队姓赵。在这样的形势下，赵桐视陈大凡等共产党骨干成员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陈大凡等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
一天晚上，赵桐突然来到陈大凡住的房间借枪。当时陈大凡已经睡了，是脸朝墙背对着赵桐的。听赵桐说要去巡岗，但是枪忘带了，才到这里来借枪。当时陈大凡略加思考，头都没有回，平静地对赵桐说：“枪就在枕头底下，你自己拿好了。”
陈大凡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向陈虎解释说：“赵桐很狡猾，他是以借枪的名义来试探。当时如果我先动枪，他就会借口自卫打死我，如果我不动枪，他就没有借口来杀我。”陈大凡说，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平西游击队由于有陈大凡等内部党组织党员的有力引导，最终被成功的带到了晋察冀边区，成为一分区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团。而赵桐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个别亲信逃跑，投靠了国民党。
在成功地解决了赵桐所部问题后不久，聂荣臻又派陈大凡到河北易县孟阁臣部出任军代表，争取这支部队同我军合作，共同抗日。
“孟阁臣曾是旧东北军的一个连长，流落到关内后，打着抗日招牌，拉起一支号称有3000人的队伍，在易县占地为王，自称总司令。”陈虎介绍，这支自称“七路军”的抗日队伍，实质上就是一支地主土匪武装。“父亲作为军代表被派到这支部队后，他发现孟阁臣是个典型的墙头草，始终不明确自己的政治态度是抗日还是不抗日。”
陈大凡心里清楚，进入这样一支部队开展工作，要比在赵桐部队那里危险得多，因为孟阁臣随时可能变节，杀掉八路军军代表，而陈大凡当时身边只带了两名干部和一名警卫员。
孟阁臣曾经当面向陈大凡挑衅说：“聂司令何时来取我这个脑袋？”陈大凡则从大局出发，晓之民族大义，劝说孟阁臣服从晋察冀军区领导，接受六分区的番号，按八路军的统一要求改编部队，坚持走抗日道路，但孟阁臣丝毫听不进去。
1938年8月的一天，孟阁臣的部队擅自进入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抢粮抓人，被当地部队驱逐。看见弟兄们吃了亏，孟阁臣便借机大做文章。他当即集合部队，并把陈大凡等4 人“请”到了现场，当场大骂八路军，扬言一定要报复，说什么：“八路军打了我们的弟兄，我们是不是把这几个八路点了天灯，然后去投奔日本人。”企图借机煽动士兵杀害陈大凡他们。
陈虎说：“当时气氛相当紧张，大家都以为孟阁臣要杀死我父亲等人的时候，他给了我父亲一个说话的机会，我父亲随即义正词严地说，‘孟阁臣，你还承认你是聂荣臻的部下吗？你还是八路军的一部分吗？如果你承认，这个事情我回去和聂司令员解释，这其实是一个误会，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你不承认你是八路军，那你想叛变，随你的便。’”
说完这句话，陈大凡就不再说话了。最终，孟阁臣没敢贸然行事。大家都佩服地说，陈大凡做的工作就是入龙潭下虎穴，当真危险。
04
“你一个省主席，连块手表都没有？”
抗战胜利后，东北急需干部，就这样，陈大凡在阔别了黑龙江12年之后，又回到当年战斗过的黑土地，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接收以省会北安为中心的黑龙江省。
回到东北工作后，一次，陈大凡去哈尔滨给东北局领导陈云汇报工作，等到要回去的时候，天色已晚，陈云想让陈大凡住一宿再走，“大凡，现在是几点了？”陈大凡看看外面，“不知道，我没有表。”
陈云有些吃惊，“你一个省主席，连块手表都没有？”于是，陈云就把自己的一块怀表送给了陈大凡。陈虎严肃地说道：“要知道，当时没收汉奸的财产无数，父亲是一分都不染指的。”
然而这块怀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成了陈大凡的“罪证”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来抄家，说陈大凡生活腐化，藏金埋银，逼问他这块怀表是哪来的。
陈大凡不得不说出这块表的由来，“这块表是我在东北工作期间，陈云同志送给我的，不信你们去问陈云”。
“父亲这么一说，造反派没有敢再追问下去。父亲从监管所放出来不久，这块怀表也随着其他所谓赃物一块儿又回到了我们家。但是这块表已被他们拧断了弦，而且无法修复。表的弦虽断了，但是这块表记述了父亲在东北解放初期那段艰辛的岁月是无法磨灭的。”陈虎动容地说道。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当晚，陈大凡收到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发的电报，令他赶赴哈尔滨，任我党驻中长铁路管理局第一任军代表。4月30日，陈大凡来到哈尔滨。陈云对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自己的铁路，你是个老铁路了，一定要把铁路管理好，管起来。”
自此，陈大凡便一直在铁路系统工作，为人民铁路事业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
05
为人民铁路事业鞠躬尽瘁
陈大凡上任后工作十分繁忙，一面在松花江北建设铁路，规范轨制，组织护路部队，防止敌人破坏。另一方面则组织人员破拆松花江以南的铁路、桥梁，阻止国民党军队北犯。7月末，为支援解放战争统一铁路管理，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东北铁路总局，陈云任局长，陈大凡等分别任副局长。
1946年冬，陈大凡又前往牡丹江，兼任牡丹江铁路管理局局长。当时牡丹江管理局管辖图们至佳木斯全线，往东是绥芬河，往西通敦化，是东北民主政府与苏联政府贸易的重要干线，也是连接北满与南满解放区的重要交通干线。上任前，陈云指示陈大凡说：“牡丹江局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好两个口岸，完成好进出口任务……”
牡丹江的初冬寒气逼人，而摆在陈大凡面前的局面更加逼人，线路瘫痪，机车“趴窝”。
▲陈大凡与夫人1948年在大连
陈虎告诉红船编辑部，由于父亲陈大凡有过铁路的工作经验，便动员职工群众利用捐献和收买的方法，把失散的机车器材收集起来。为了快速完成修车任务，组织了三个修车组，开展劳动竞赛，大大加快了修车速度。陈大凡也忙得整日不回家，爱人经常把饭送到办公室。仅用了短短7个月的时间就在一片废墟上修复起了工厂，恢复了生产。当年抢修了99台机车，超过了日伪投降前机车年产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为支援关内铁路工作，1949年8月15日，陈大凡带病到济南任铁路局长。1953年，陈大凡从济南调到北京，身体状况更不佳了。到1955年，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能支撑他继续工作了。
陈虎说，父亲的病其实就是神经高度紧张之后，不能支配肢体了。陈大凡生病后，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爱人因此辞了职专门照顾他。“父亲的床头有个电铃，按一声，是我妈，按两声，是保姆，按三声，就是孩子们。”
陈虎回忆，当年家中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是400元，听着是不少，但又要雇保姆和厨师，还要照顾老家的一些亲戚，实际上每个月并没有多少结余。在陈虎的印象当中，因为日子过得紧巴，母亲从来没有添置过新衣，家里难得弄到的海参、蜂蜜等好东西，“一般都是留给我父亲吃，我们都吃不到，”陈虎说。
06
“父亲一辈子都是个耿直的人”
谈及父亲对自己的影响，陈虎坦言父亲和孩子交谈的机会不多，“基本是身教多于言教。”
据悉，陈大凡曾说过，“我对孩子们没有什么要求，党要求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但后来，当他看到陈虎在学校组装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时，他在高兴之余说：“将来你就干技术工作吧。”后来，陈虎就真的去工厂学了电工。
陈虎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很调皮，经常用弹弓去打鸟，父亲看到后，并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写了一句话给他：“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他告诫我，好事再小也要去做，坏事再小绝不能做。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很深。”
陈虎眼中的父亲是个很正派的人，一辈子耿直。尤其是文革期间遭批斗时，宁断不弯。“我做错了，我认；我没错，我坚决不认；我没做过的事情，你让我承认更不可能。”陈虎说，“虽然他很少在语言上直接教导我们，但他的行为却一直在给我们做榜样……”
撰文：周晓宇
视觉：王学民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