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1944年出生于延安，原海军驻航天部第二研究院总军事代表，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作为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年近八旬的王延自退休后，经常活跃在各地，向年轻人讲述延安故事与先辈们的革命事迹。
从王延口中得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政柱到原总后勤部任职，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三个子女叫到跟前，重申三条：一、不走官路；二、绝对不许走商路；三、走好自己的技术路。
王延说，他做了一辈子技术工作，“导了一辈子弹”，如今也算是“改行”，只为了能把父母亲留下的宝贵资料和精神财富进一步挖掘出来，做好红色基因传承工作，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少年踏上革命之路，刘伯承为其改名“王政柱”
1927年8月17日，开国大将王树声率领农民自卫军活捉了西张店大恶霸王芝庭。“王芝庭长期欺压、借高利贷剥削百姓。他被处决后，我父亲就跟着参加了少年先锋团，1930年10月，少年先锋团集体参加红军。北上翻过大别山，在河南新县大别山北麓加入鄂豫皖红军第10师28团。”王延说，加入红军队伍后的王政柱一路从战士、班长、宣传员到书记。
在加入红军前，王政柱只读了半年私塾。王政柱的父亲是一位木匠，父亲去世后，因上不起学，六岁的王政柱开始每天放牛、下地干活。“我父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王延介绍，“当时村里有私塾，父亲上不起学，放牛时就把牛拴在树上，在窗外边听私塾老师讲课，边用树枝在地上背写老师讲的生字。老师看到后很感动，把他叫进屋里，让他免费听了半年私塾，学会了几百个字，也为他一生自学成才打下基础。”
对此，杨得志上将在他的回忆录里亦评价王政柱是“我军自学成才的秀才”。
1935年的7月，王政柱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跟随徐向前担任作战参谋。“我父亲是个幸运儿，同年11月，在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交流中，他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直接跟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1936年4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汇合后，又任作战科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王政柱中断了在红军大学的学习，提前毕业，被调到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参谋（8月25日八路军成立后，改称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总司令是朱德，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政治部主任邓小平，邓小平在9月16号东渡黄河到达抗日前线，王政柱当时是参谋。
据悉，王政柱原名为王正柱，之所以改成“王政柱”，源自于刘伯承。王延说：“当时我军内部举行知识测验竞赛，刘伯承总参谋长在参加测验的各科科长名单上，把父亲‘王正柱’的名字写成了‘王政柱’。我父亲一看，认为这个名字比原名字好，就索性直接改名为‘王政柱’了。”
王政柱
左权牺牲后，其配枪交给了王政柱
1942年5月23日，日军集中2万余人，包围麻田八路军总部，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共3000人开始向南艾铺转移。5月25日清晨，由南艾铺向北转移，上午10时，被日军飞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彭德怀立即和左权参谋长、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紧急商议，决定分三路突围。司令部机关、北方局机关仍按预定方案沿清漳河东岸向北转移，野战政治部向东武安方向转移，后勤部向东北黄泽关、羊角方向转移，三路必经北艾铺十字岭，然后分路。
“大概在中午12点的时候，日本人占据了十字岭东边两千米的一个山头，在那架起山炮、迫击炮以及重机枪，阻挠我们部队突围，这次突围用彭德怀的话来说是‘走麦城’，损失很大。
据悉，由于总部特务团主力调去保卫黄崖洞兵工厂，麻田总部只留下一个警卫连，加上政治部一个政卫连、后勤部一个勤务连，总兵力不足400人，情况万分危急。左权命令王政柱带一个排保护彭德怀先突围出去，彭德怀不同意，左权对彭德怀说：你是大局，你在八路军就在！你的突围路线王科长都安排好了。
“但是彭德怀还是不肯，左权让父亲和战士们把彭德怀强行扶上马突围，他亲自率领和指挥司令部、北方局机关突围。”王延称，左权率部突围时，机要科有包括他母亲在内的七个女同志，年龄都在20岁左右，缺乏战斗经验，左权拉着王延母亲跑，其他女同志紧随其后。左权绝不能让机要员落入敌手，因为一旦密码泄露，八路军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左权之所以拉着母亲跑，是因为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跑不动，脚一滑就掉到路边壕沟里受了伤，左权命令他的警卫员郭树保跳到沟里把母亲推上来。母亲对左权说：‘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左权对母亲说：‘现在三面被包围了，你原地不动，我一会派人来接你。’到了十字岭山下，左权命令司令部一位老红军返回原路找到母亲罗健，连拉带拖地到达了十字岭山顶。这时是下午两点多，北方局党校学员都上了山，山顶大多数是非战斗人员。看到30米远的左权，母亲准备跑上去报到，日军又一轮炮弹袭来，左权呼喊‘卧倒！’，大家动作较慢，等大家都趴下后，左权才卧倒，慢了半拍……后脑被炮弹削掉一半，当场壮烈牺牲。”
事实上，左权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先走，其中警卫连长唐万成两次带兵要保护左权先突围出去，都被左权拒绝了。在十字岭山顶，左权像交通警一样指挥到达的人员分路突围。山下的日军用山炮发射了第一轮探测性炮弹，当时非战斗人员较少，大家动作比较快，因此相安无事。袭来的第二轮炮弹瞄准左权是定位的，可左权完全不顾自已，心里想的全是部下的安危，这时老警卫员郭树保被左权派回山下，找丢失的文件包，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是入伍不到10天的新兵，左权先把他摁倒在地，自己不幸中弹。
“左权牺牲后，警卫员和3个北方局的学员掩埋了他的遗体。他的遗物后来被交到彭德怀手中，其中就有左权的配枪，彭德怀把这把配枪交给了父亲，让父亲保管留个纪念。这把德国造的3号左轮手枪就成为父亲的配枪，其他遗物彭总派人送到延安，交给了左权夫人刘志兰。”
彭德怀为何要把左权的配枪交给王政柱呢？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政柱就在左权身边当参谋、作战科长，跟随他五年。“左权是父亲的恩师，帮助他提高文化和参谋水平。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左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要永远学习左权将军，要永远怀念左权将军！”
左权的配枪
“父亲与母亲是闪婚”
与许多革命先辈一样，在革命年代，王延的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并未有闪耀的物质陪衬，也没有现代爱情的这般喧嚣。他们对于爱恋的表达在现代看来或许过于简单，但是纯粹、朴素、坚定。
“我父亲和母亲的结合，缘自于他俩一起运送黄金。这还是彭德怀点的鸳鸯谱。”
据悉，1943年3月7日，在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时任作战科长的王政柱，把八路军前线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积攒起来的190两黄金带到延安，交给党中央。
当时，后勤部门曾多次提出用这些黄金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和子弹，均被彭德怀拒绝。他认为延安比前线还困难，更需要这笔黄金。
因此，彭德怀安排王延的母亲罗健和王政柱同行。“当时我母亲是总部机要员，和父亲还没确定恋爱关系。彭德怀让他们与朱德司令的马夫汪秀田一起，伪装成家人作掩护运送黄金，没想到竟点成了一桩鸳鸯谱。”
红船编辑部得知，这些黄金以及金银首饰交到王政柱手中时，连清单都没有列出来。“可见首长们对父亲是绝对信任的。”王延说。
历经72天，三过敌占区和封锁线，王政柱与罗健成功完成了任务。这段特殊经历促成了二人的恋情，原本没有恋爱关系的他们到达延安的第13天就结婚了。证婚人为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王延认为，是父亲靠对党忠诚的实际行动和智慧打动了母亲。
王政柱与罗健在延安王家坪的结婚照
“我现在给大学生讲课，说到我父母闪婚的故事，经常跟他们讲，感情的发展一定要分‘三步走’。第一步，互相交流，建立共同语言。左权是父亲的恩师，也曾拉着母亲突围。在运送黄金的路上，父亲和母亲经常在一起回忆左权将军，两人相互交流，建立了共同语言。”
“第二步，给对方安全感。父亲是搞作战出身，从不打没有准备和没把握的仗。一路上，每50里一个交通站，接力式地护送他们前行。我母亲掌握了的机密，整个八路军的作战计划也都在我父亲这。所以当时定下一个规矩，一旦遭遇敌人，以死相拼绝对不留活口。1943年3月27日早晨，他们从桃村交通站到达了石灰湾。日本人突然临时增加了一个哨所，这让交通员始料未及。为防止敌人尾随，父亲决定从石灰湾转圈返回桃村。他们一行人在桃村住了半个多月，先后转了六圈，第七次才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掩护下，通过了石灰湾哨卡。这件事让我母亲感到父亲成熟老练，富有作战经验，跟着他有安全感。”
“第三步最关键，个人要有绝对的原则性、党性。1943年4月15日，他们到达任家庄。父亲把骡子让给母亲骑，他自己腰缠着黄金，跟在后面跑的满头大汗。母亲想着给他脱棉袄擦汗，这一看才发现里面的白色衬衣已经血迹斑斑，全是让金银首饰的顶针扎的。腰也被黄金硌得青一块紫一块。母亲既心疼，又生气。她心想，一路上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以为你身上带的是资料文件等机密，我才不好过问。但里边装的竟然是黄金。我1939年6月就在抗大入了党，也是四年的老党员，这点秘密你还信不过我。但我母亲后来又一想，一路上绕圈圈躲避关卡，吃的粮食，喝的水都是靠交通站汇集的。父亲身上携带的黄金和首饰也没有清单，随便拿一件出来别说换几个馒头，下馆子都没问题。但他宁愿挨饿，也不动一点黄金的主意。他做的没有错，入党誓词有一条，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党性、原则性强，是个靠得住的人。”
革命者的美好爱情大多从共同的信仰开始，一起经历风雨，相互扶持……经历过这些，罗健认定了王政柱这个人值得终身托付，到达延安的第13天，二人便就在王家坪结为夫妻了。当时，延安生活艰苦，王延告诉红船编辑部，结婚时一对新人身无分文，大夏天连一件像样的单衣都没有，不得不穿着破旧的棉祆结婚。
“结婚后，二人相濡以沫58个春秋，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二人不离不弃，钟爱一生。这值得成为我们的榜样。”
王政柱夫妇的因运送黄金而结缘的故事也常常被拿来和当下的一些现象进行对比讨论。“党中央反腐，谷俊山、徐才厚这些贪腐大老虎都被揪了出来了，大家常和我说，你的父母给党中央运送黄金，宁愿挨饿也不动一分，和现在的腐败分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巨大反差，我们要永远学习老首长。”谈及后人对父母亲这段往事的评价，王延称他听到这些话很感动。
王政柱一家人合影
“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基层干部对贪腐现象是深恶痛绝，反腐的一系列措施是得人心的。党中央如果没有在全党、全军中大力反腐，不把蛀虫抓出来，我们的党会被慢慢腐蚀，我们的军队迟早会失去战斗力，十八大以后，一系列的反腐动作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人民军队。”
王延认为，只有不断传承红色基因，中国的红旗就会永远屹立，老一辈革命家的鲜血就不会白流。“希望能有更多像红船编辑部一样的媒体身体力行的宣传红船精神，把老一辈真正的革命精神宣传出来，红船编辑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你们，你们身上的责任很重呀！一定要传播真实的东西。传播正能量，恢复历史原貌是红船编辑部的历史责任。这是一件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事情，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无价的。”
王延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因母亲不能哺乳，喝贺龙缴获来的洋奶粉
王政柱与罗健在延安结婚后的第二年，王延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为了纪念他的出生，王政柱与罗健给他起名“王延”。
“那时我们家住在王家坪，彭德怀住所的左边。我父亲跟着彭德怀作战，彭德怀到哪儿，他就住隔壁，彭德怀一喊‘政柱’，父亲就‘到’了。”王延介绍，他刚出生时又白又胖，朱德、彭德怀经常抱他。有一次，贺龙从晋绥司令部到延安开会，一看到王延，就喊他“王胖子”。
“我母亲有先天性心脏病，1944年要生我的时候，延安中央医院说这个孩子不能生，认为我生下来也肯定会遗传心脏病，但母亲还是坚持把我生下来。但也因此她没有奶水，没法对我进行哺乳。父母只能把粮食省下来，用小米和杂粮打成糊糊喂我。等到半年之后，贺龙再次来到王家坪，见到我就说：‘怎么这么瘦了？’”
得知缘由后的贺龙，把120师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洋奶粉给了王延母亲。后来，贺龙每次到延安都给王延和其他小朋友带奶粉，而王延吃了一年的奶粉后，又变成了“王胖子”。
彭德怀称王政柱是“活字典”“活地图”
在延安枣园时期，王政柱有三件宝，是美军观察组送的，一件是派克钢笔，写电报写文字。第二件是钢卷尺画图用的，他拿这个东西做比例尺画图，第三件指南针。
关于这三件宝的来历，王延介绍说，1944年7月，王政柱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回到王家坪，先后被任命为军委作战局情报处副处长和处长。9月，作战局局长伍修权指定王政柱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联络，由朱德秘书黄华负责翻译，每周1-2次向对方提供华北敌占区日军的飞机场、桥梁、工厂、仓库和指挥机关等军事设施情报，为美军提供B-29飞机轰炸目标。
“美军观察组受到毛主席接见，在延安处处受到教育，对我方比较友好。为了答谢，美军观察组有时拿出食品、酒和物品馈送，父亲一样没要，认为这是违反纪律的。”
“最后，是在彭德怀的同意下，父亲接受了一支派克钢笔和一个钢卷尺和指南针，因为它们对他起草电报、作战命令和绘图非常有用。父亲有个绝招：侦察完地形就能画出图，首长们看了一目了然。钢卷尺还起到比例尺的作用。这两件物品是父亲的心爱之物，抗美援朝期间，父亲还开玩笑地说：我用美国人送的钢笔和钢尺打美国鬼子。可惜这支派克钢笔在父亲去世后找不到了。”
当时，王政柱还将《中外度量衡换算表》基本全背了下来。据王延介绍，《中外度量衡换算表》一共标有市制、公制、旧制、英美制、俄制和日制六种制式的换算，王政柱计算得非常快，笔杆子很硬，写作战命令、画图，首长们看的一目了然，彭德怀称他是“活字典”和“活地图”。
美军送给王政柱的指南针
毛泽东称王政柱是“枣园的老朋友”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中原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王政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
8月2日，国民党军7架b-24重型轰炸机空袭延安。
“当晚，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了延安军民损失的情况。他报告说我军有两大软肋，一没有防空能力，二没有反坦克武器。毛主席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我们是要放弃延安了。父亲听后大为不解，毛主席对父亲说：人存地失，人地皆存；人失地存，人地皆失。”
王政柱听后茅塞顿开，明白了这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夜将毛泽东的指示向朱德和彭德怀报告。从这天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致决定有计划、有序地逐步撤离延安。
10月19日，蒋介石向胡宗南下达“剿匪”命令。同日，中央军委发出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张宗逊率358旅、独一旅开赴延安。11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第二次保卫延安的部署，我军共集结7个旅会同边区部队，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由陈赓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第二天，在王家坪军委作战室由彭德怀主持召开防务会议，王政柱陪同他在作战室门口迎接参加会议的首长，彭德怀将王政柱介绍给了习仲勋。
“为便于指挥延安保卫战，也为安全着想，毛主席从枣园又一次搬到王家坪，父亲也带着枣园作战室全体人员转移到王家坪。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军飞机猛烈轰炸延安，几架敌机向王家坪俯冲下来，三颗燃烧弹落在毛主席住的院子里，气浪把桌子上的暖水瓶都冲倒了。走出住所的毛主席从容不迫，让大家到防空洞躲一躲，自己又回到屋里继续办公。”
王延介绍，3月12日，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等撤离延安。13日，蒋介石正式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胡宗南指挥6个整编师共15个整编旅约20万人，由宜川、洛川大举进攻延安，西线马鸿逵、马步芳集中10万人，向定边、安边、靖边、陇东进犯，配合胡宗南正面进攻。延安保卫战于临真、金盆湾、茶坊、劳山线全面展开。
“3月18日下午，父亲随彭德怀由前线返回王家坪，习仲勋也从延安城赶到王家坪。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习仲勋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问题。”王延说，“彭德怀和习仲勋劝说毛主席尽快撤离延安。毛主席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问：延安城里的老百姓都撤离了没有？说自己要最后一个撤离。父亲也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新调来负责警卫的汪东兴等，让大家一起劝说主席赶快走。直到吃完晚饭，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才一起坐上汽车离开。”
经过7天延安保卫战后，党中央全部主动撤出了延安。至此，王政柱跟着彭德怀、习仲勋在完成保卫延安后，走上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并转战陕北和解放大西北的新征程。
“1956年6月11日，父亲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在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海军军官，看到穿着白色礼服的父亲，毛主席没有认出来。周恩来总理马上介绍，他就是枣园作战室的主任。毛主席立刻紧握着父亲的手，笑着说：‘就是王政柱，枣园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王延告诉红船编辑部，离开延安37年后的1984年，改任总后勤部顾问的王政柱应邀与夫人返回延安，对当年的情景仍记忆深刻。“父亲一行在枣园毛主席旧居前合影留念，回忆了当年毛主席对他们的教导。在枣园作战室，父亲回忆了当年的工作情况。他还被王家坪旧址聘为顾问，亲自为王家坪旧址绘制了一张平面示意图，对当年军委总部布局，毛主席等领导住室，各部门所在地，甚至仓库的位置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赴重庆参与谈判，险成第十四位烈士
1946年3月初，王政柱奉周恩来之命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周恩来指示王政柱到国民党监狱接出被释放的叶挺，并负责接待安置。
“当时，叶挺夫人李秀文带着女儿叶扬眉和小儿子阿九从广州赶到重庆，住在国民党一个军阀的公馆里，记者还为他们照了相。”王延介绍，4月8日早晨8点，王政柱陪同叶挺一家登上返回延安的飞机。8点30分，周恩来匆匆赶到机场，与叶挺、王若飞、博古和邓发等同志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周恩来看到王政柱，说：“王政柱，你跟我下飞机，我有重要的事交给你办。”
原来，周恩来是要王政柱赶制国共两党控制区态势图和双方兵力对比表。当天下午，叶挺乘坐的飞机失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十三位烈士遇难。消息传来，所有人震惊不已。
王延：“父亲如果不是因为要赶制对比表提前下了飞机，那他就成了第十四位烈士。第二天，周恩来命令父亲乘另一架军机回到延安，机上有美军派出的事故调查组。因当年技术条件落后，难以收集证据，最后调查结论定为：因天气恶劣造成飞机失事。”
叶挺一家刚刚团聚就遇难，成了王政柱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仍在被专案审査中，没有行动自由。他对我说，叶挺和家人当时在重庆的照片放在他手里整整30年了，一定要交给叶挺后人。我打听到叶挺长子叶正大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长。于是，我找到叶正大的办公室，把7张照片和底片交给了他。叶正大看后流出了热泪。后来在延安，我多次瞻仰‘四八’烈士陵园，每次都感慨万千。”
“未能尽孝，成父亲的遗憾”
1930年，15岁的王政柱正式成为工农红军一员。这一年，他告别母亲，跟着红军离开家乡，征战南北，但这一别成了王政柱与母亲的永别。
王政柱
1949年9月，时任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的王树声彻底歼灭大别山国民党残匪，解放了湖北麻城，麻城解放后，王树声立即命人寻找麻城活着的红军家属，向他们报平安。
王政柱的母亲此时已72岁，已经与王政柱失散20年。“奶奶知道了父亲还活着。王树声又打电话告诉父亲，奶奶挺好。父亲当时担任一野的副参谋长，一野要解放宁夏、青海，还要进军新疆。为此，父亲顾了大家，舍了小家。没能回去看望奶奶。”
王延说，直到1950年9月，在西北剿灭匪特任务基本完成后，父亲才请假，带着母亲、弟弟和他回到了西张店银杏树湾村。但此时王政柱的母亲已于一年前去世了。
原来，母亲知道王政柱还活着，第二天就到村口等待，却迟迟没能等来儿子的归家。村口有一条西张店河，六七十米宽，水深过膝。她蹚过河，到对面乡里，向土改队、解放军一一询问，结果一次次失望。
“那会还是冬天，河水冰凉刺骨。奶奶返回村里的时候，双腿麻木，瘫倒在地，一病不起。她认为父亲肯定不在世了，哪有离开了二十年的儿子知道自己母亲还活着，不赶快回家看望的。奶奶的希望变成了绝望，急出心脏病，于当年12月28日去世了。”
红船编辑部得知，1932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回到西张店反攻倒算，吊打王政柱的母亲，逼她交出王政柱。交不出来，他们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床棉被和棉袄都抢走了。“奶奶就带着叔叔和姑姑，北上翻过大别山去找父亲。找不到父亲，他们在河南境内沿街乞讨了三年，受尽了苦难。父亲得知这些后非常难过，这些事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本文由王延口述整理，相关资料与图片由王延提供】
撰文：周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