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原名宋韵琴，湖南浏阳人，1909年出生，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5年逝世，享年96岁。
开国上将宋任穷
在宋任穷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那宋任穷有着怎样的革命经历呢？近日，宋任穷之子宋京波受邀走进红船编辑部，为读者分享了其父亲18岁时一段革命生涯中的经历。
01
在秋收起义关键时刻
一封决定前途的密信
在分享父亲的革命经历时，宋京波讲起了“宋任穷给毛主席送达密信的故事”。他说，南昌起义前，父亲所在的湖南工农义勇队第4团队（即浏阳工农义勇队）奉命和平江县一个团队一起赶往江西南昌，去参加南昌暴动。但直到8月1日后，他们在赶到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时，地下党派人通知他们，南昌提前举行了起义，现今起义部队已经退出南昌向南走了，南昌城不要再去了。鉴于这种情况，部队只好暂时驻扎在江西铜鼓县。
宋任穷之子宋京波
当时的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有近一千人，七百多条枪，下设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另有一个直属特务连。团长是黄埔军校生苏先俊，党代表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参谋长罗纳川，文书是浏阳冲和区农协委员长宋任穷担任并兼任一大队二中队党代表。
一天，江西省委派来联络员找到了团部，要团里派人去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部队实力情况领取下一步的任务。当时团党委已派潘心源去往安源找毛委员，便派宋任穷和省委来的秘密交通员一起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
此时江西正处于白色恐怖阶段，和组织联系非常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宋任穷终于联系上组织。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让他带一封信给秋收起义部队。毛泽东也正是在莲花县看到了宋任穷送达的信后明确由莲花经永新宁冈进军井冈山，从而建立了第一个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揭起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序幕。这封关乎到秋收起义军命运乃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信件，在革命的危急关头，能够及时送达毛泽东，宋任穷在这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宋任穷可谓是一波三折。
02
不顾危险在关键时刻
寻找到江西省委
“在接到去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和领取任务的命令后，父亲就跟着交通员出发了。到了南昌城外住在一个地下交通点。”宋京波介绍，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南昌城门口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
“交通员不让父亲进城，因为他说的是湖南话，非常容易暴露，便让父亲在城外等候。交通员独自进城查了三天，结果省委曾经所有的地下联络点都去到了，仍然找不到人。”
交通员让宋任穷撤离南昌回团队的时候，宋任穷想，我的任务是要找到江西省委，领取下一步部队行军路线的指示，现在连城门都没有进去。有再大的危险我也得进去一次，不能就这样回去。宋任穷说服了省委交通员带着他再次进城找江西省委，并说如果再找不到，就直接出城回团队了。
“进城之前相互沟通好，两人之间要距离50米至100米，时停时走父亲要随时看交通员的信号。进到南昌城里后，两人又把原来江西省委的一些联络点都去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最后直到在南昌城内的绳金塔附近，事情迎来了转机。绳金塔是南昌城一个非常有名的唐代建筑，旁边有一条河滩，停靠着很多的船只，岸边是集市，有着各种小竹楼。交通员告诉宋任穷，这个地方鱼龙混杂，是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方，说不定能够碰到需要找的人，这就要看你的运气了。但如果在这找完以后还是没有线索的话，宋任穷就得离开南昌城了。
“父亲当时是18岁，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到外省的一个省会城市，人生地不熟。在绳金塔附近的杂货棚户巷子中仔细地走着观察着四周来往的行人，时间过去了很久，还是没有发现什么，走在前面的交通员这时在远处暗示他已经无能为力可以放弃了。就在关键的时候，我父亲说，那我自己在最后找一找，找不到我就回去了。”
03
关键时刻，寻到转机
也就是这一次，宋任穷独自走在纷乱的巷子寻找，老远看见一个人戴着礼帽，穿着长衫，从五六十米以外走了过来，宋任穷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种感觉，这个人有可能是共产党员，有可能是他南昌一行中找党接头的最后机会了。
宋京波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给他们讲这些故事时告诉他们，这个人叫刘士奇。
宋任穷为何会认识他呢？红船编辑部了解到，宋任穷在做农民运动时，冲和区农协会曾请一些共产党员来讲课，有一次请时任湖南省委委员的刘士奇到农协会去讲课。彼时刘士奇虽不认识宋任穷，但宋任穷却知道这位湖南省委委员。“因此在绳金塔下，当戴礼帽穿长衫的人与父亲擦肩而过的一刹那间，父亲就感觉此人面熟，一定是以前在哪里见过。电光火石中想了起来，就是到家乡农协讲过课的共产党员刘士奇。”
但当时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宋任穷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贸然地跑过去与之相互确认身份。
“父亲一直在后面紧跟着等待合适时机。刚跟了没多久，对方就发现有人在后面跟随他，便加快了脚步想摆脱。对方突然在一个巷中一拐，从竹梯子上到了一个小竹楼的二层，撩开竹帘子就进去了，父亲也跟着进去，结果一看没人了。”
这时内里门帘一掀，出来了一位貌似店小二的人，问他是来喝茶还是找人的？宋任穷看到原来帘子那边又有一个楼梯下楼，那个礼帽长衫的人一定是从这边下去了。他知道这里一定是一个地下党的联络点，这是他此行最后一个机会了。所以就直接说，我就是来找刚才进来的那个人。
貌似店小二的人说，你是谁，为什么找他？你认识他吗？宋任穷就直接说，自己是浏阳工农义勇军团里派来和江西省委联系的，是共产党员，刚才那个人是刘士奇，曾经在浏阳农协讲课。自己必须要向江西省委汇报部队的情况和领取省委的指示。
“那人听完后，问了父亲现在住在哪里，之后说，他会把这些话转达的，让父亲先回驻地等候通知。”
实际上，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在还没有完全确认对方身份的情况下，这一举动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万幸的是，这次宋任穷在绳金塔的寻找和在小竹楼上的冒险成功了。
后来，宋任穷在驻地得到了省委的通知，立即前往接头地点成功与刘士奇和江西省委对接上。并由此联系上了参与了南昌起义的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将浏阳工农义勇团队的人员实力、兵力部署情况汇报给了他，寻求指示。
宋京波说：“汪泽楷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让我父亲前往江西莲花厅（江西学子会试之地）一带，一定要亲手交到毛委员本人手上，因为毛委员会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由湖南前往江西攻打莲花县城。”
就这样，宋任穷怀揣密信经过长途跋涉，于9月21日从江西高安到了上高。次日下午在当地老百姓那里得知浏阳的工农革命军已往萍乡、莲花方向进发。9月25日，宋任穷赶到了莲花县城。他在街上碰到了原浏阳工农义勇大队一些认识的人，由他们带着去见了原中队长欧阳晖。来不及寒暄，宋任穷立即由欧阳晖领着来到师部。
师部参谋听到宋任穷带来了江西省委的密信就立即带他到设在莲花宾兴馆的前委所在地。
“当时正是中午饭时，团部原要父亲吃了中饭后再去见毛委员，但父亲说一定要立刻把信送到毛委员手上。”
红船编辑部了解到，当时毛泽东正在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和其他人一再争议下一步的行动路线。争论之后，刚刚定下了第二天秋收起义的部队要由莲花出发开往湘南，等待接应南昌暴动失败后由广东撤回的起义余部的行动计划。
此时，毛泽东走出前委会议室，来到外面天井的厅堂中，见到了带来江西省委密信的宋任穷。
“毛委员先问父亲，你见到了江西省委的什么人？父亲回答，是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及刘士奇等几人。毛泽东说，哦，汪泽楷我认识的。”
宋任穷
宋任穷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先是向毛泽东口述了汪泽楷代表省委的口信，大意是，到莲花厅去找到毛委员后，请告诉毛委员在罗霄山脉中部宁冈一带，山上有一支由共产党员掌握的百余人的武装，有几十条枪，可到那里和他们去汇合，具体情况可看密信。
宋任穷转述完口信后，就从伪装的账本中抽出一张白纸，递到毛泽东手上，说这是省委密写信，放入清水中浸湿润之，就可显示出字迹来，但过几分钟后字迹会慢慢消失。毛泽东立刻叫参谋端来一盆水，毛泽东将白纸轻轻放入水中润之，字迹就浮现了出来。
毛泽东仔细看完信后，沉思了一下，转身面对宋任穷说，很好！你很好地完成了这次的任务，你回团部先休息一下吧。
“这时，我父亲从身上拿出所有的几十块银元和铜钱，一个不剩的也全部递到毛委员手上，说，这是江西省委汪泽楷给我此行的路费，现在任务完成了，这些我就全部交回给毛委员。”
毛泽东接过钱后，仰头看着天，若有所思后对宋任穷再次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先去休息一下。然后毛泽东就走进会议室继续开会，把前委剩下的四个委员找来，传达江西省委的指示信。然后也表明了自己同意和执行省委指示的态度。对此，余洒度表示了疑问：“开始说去湘南抢占湘粤大道，现在又说去宁冈，说不定下次还要冒出个什么地方来。”苏先俊也是一脸的不高兴，抵触情绪非常大。毛泽东则坚持说，党的八七会议明确规定，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哪个省的行动就听哪个省委的指挥，这是中央的规定。江西省委是依据变化的情况调整自己的决策。既然是正确的，我们就要执行。况且中央八七会议明文规定，部队和前委到了哪个省的地方，就受那个省的党委领导。
主意打定后，毛泽东说服大家同意向宁冈和井冈山开拔。10月7日，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北麓的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04
“父亲从不跟别人提起这段经历”
“父亲是在60年代我们还小的时候讲过他的这一段经历，但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段故事被他一两百个字就带过了。并且很多口述中讲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最后在他的回忆录文字中都一笔带过，或是就完全省略掉不用文字表达出来了。在他回忆录里讲的提到的多是战友、班子集体的革命事迹。”
宋京波坦言，以前曾经参加过一些湖南江西关于秋收起义的座谈会。那时才了解到，秋收起义的部队是在何时何地决定转兵上井冈山的，曾经是党史军史的一个不清楚的地方，甚至有过六个说法。
“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事。但为什么过去外界很少人知道呢？这就体现了老一辈的革命作风。”宋京波称，老一辈做秘密工作，一辈子都是保守秘密工作的原则。给毛泽东送信这件事，父亲从没有跟外人讲过。
05
投入到中国原子能事业
在采访中，宋京波还向红船编辑部分享了父亲与新中国原子弹事业结缘的故事。
1956年4月，在一次会议之后，周恩来见到了宋任穷，周恩来对他说道：“需要从军队中抽调出来一位中央委员，以加强地质战线。”
“周总理当时跟我父亲说，地质部的部长是李四光，他是一名科学家，必须为李四光配备一位政策性很强，很懂原则的军队干部啊，而且要是中央委员调出来做副部长，要脱军装。周总理让我父亲找出这样的一个人来。”
此时的宋任穷是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的副部长，主管的部分正是部队中干部的任免、调动以及考核等等事宜，所以周恩来这才向宋任穷说起了这件事，让宋任穷考虑一下，抽调谁出来合适一点。
宋任穷回到家中，经过慎之又慎的考虑之后，决定由自己来接下这一个任务。两天后，宋任穷再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说自己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周恩来听宋任穷说要自己担任这一职务的时候，高兴地说道：“你能来，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你现在能出来吗？你出来之后，你的那一摊子由谁来接啊？而且还要跟主席去说看看主席同不同意。”
宋任穷一家人合影
当毛泽东得知宋任穷提出由他本人来地质部任职后说道：如果是宋任穷，那就不是让他去地质部了。因为此时，毛泽东提出来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并点名宋任穷“搞原子弹”。
“周总理在向父亲转达了毛泽东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的指示后，父亲提议，如果我们真正要搞原子弹的话，应该考虑成立一个集理论科研生产试验结合为一体的工业部，这样才能保证从科研到生产制造试验的快速高效保密的结合，而委员会的环节体制不适于此。”
周恩来很快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情况，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
当时，一机部搞民用，部长段君毅；二机部搞军工，部长赵尔陆；三机部搞原子弹，部长便是宋任穷。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初创时，主要抓队伍组建，地质找矿，科研基地建设。
06
一头扎入深山老林
“三机部成立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科学院和研究所，拜访各个科学家，老知识分子，例如张劲夫、钱三强，组建顶尖的理论研究人员班子，并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拜访，组建技术团队，然后便是探矿。”宋京波介绍，父亲往往一出差就是十几天，家人根本就见不到他。当年全国铁路还很稀少，公路环境也很差了，宋任穷从广东、湖南到甘肃一直到新疆，每到一处，拒绝任何地方招待，直奔勘探队，每个矿洞还都要亲自下去，晚上出来后和探矿的工人睡在帐篷。
“因为奔走劳累，有一回父亲睡在了一个工人的床铺上，这个上晚班的工人早上下班回来后，竟看到一个陌生人躺在自己床铺上，就上前一边使劲摇醒他，一边不高兴地问：‘你是谁啊，咋躺我床上来了？’”
在深山老林探矿的日子里，宋任穷发现，由于长期处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勘探队的工人对外界发生的事完全不了解。
“当年可没有手机，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甚至报纸都没有。我父亲一看，这可不成，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你都不知道。便要求部里给每一个探矿的勘探队订报纸，哪怕半个月送一次，至少让队里能了解到现在国家是什么样。”
宋京波还向红船编辑部分享了一件当年让父亲感到特别高兴的事情。
有一年，宋任穷从外地回来，从外贸部买了一个半导体录音机。这可把他高兴坏了！为什么呢？宋京波说，因为有了半导体录音机后，父亲在深山里头，能和工人一起听到外面的广播新闻，能知道中国每天都发生了什么，又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关于这一时期寻找铀矿的历程，宋任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时，我的年纪还不大，不到五十，不论冬夏，我都和干部、工人们一起住在帐篷里，同吃同住，向他们学习找矿的知识。找矿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要前往深山密林之中，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广大的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们，知道自己是为了发展祖国的原子能事业，这种历史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一直激励着大家以苦作乐、以难为荣，忘我的工作着。很快，找矿的工作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58年，我们正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
07
邀请苏联专家到家吃饭
1959年6月，正当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苏联却在图谋撕毁协议，中止对于中国的援助。
宋任穷得知之后，决定利用苏联尚未向下属传达的短暂时间差，尽可能多的做一些工作，为此，宋任穷采取了两个行动：
首先加紧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步步紧逼苏联抓紧履行合同，尽快的交付设备。原本一个多月才能完工的主厂房，我们用了十几天就将主厂房突击完成，而且还满足了对于清洁度的严格要求，逼迫苏联不得不按时提供设备。
然后，宋任穷组织我国科技人员与苏联专家进行对口学习，千方百计的将苏联人的技术学习到手，将原子弹研究的资料弄到手。
关于父亲这件事情，宋京波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记忆。
“我父亲从来都是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了，很少在家里举行活动。但有一次很不一样，那天在家里对我们说今天会来苏联的客人，你们小孩儿不要出来乱跑，在屋里待着就行。那是1959年的夏天，那天家里来了十多个苏联人。”
宋京波回忆，当时二机部的苏联总顾问还带着他芭蕾舞演员出身的夫人和其他专家来到家中吃饭。“我父亲对这次活动特别重视，因为这些苏联专家可能也知道要撤回去，他们会让家属趁着还有机会在中国多走走嘛。我父亲就是给他们做这个工作的，让二机部的干部做好这些专家顾问和家属的工作。”
宋任穷利用请专家吃饭、开欢送会的机会，讲述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与交情。这一做法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少与中国科研人员有交往的专家，临走之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有关的资料留了下来，有的人在烧毁资料的时候，故意将一些碎片留在了地上，从这些碎片之中，我国科技人员得到了很多宝贵的信息，对继续原子弹未完成的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帮助。
08
“不论地位高低，都要相互尊重”
身为开国上将，宋任穷平常灌输给子女的观念就是人不论地位高低，都要相互尊重。他的孩子们也没有因他的身份得到任何好处与便利。不仅如此，他还对孩子们采取极其严格的家教，提更高的要求。他经常教导子女们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养大的。不要因为我是上将，你们就有什么走后门或者得到什么好处的特殊想法。”
宋任穷一家人合影
宋任穷之子宋京波告诉红船编辑部：“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对人民要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我们不能有任何优越感。”
“在我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家门口，我们一群小孩子玩游戏，因为都是小孩，不懂事，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我推了另一个小孩。这事后来被我爸知道了。”宋京波说，得知自己推人后，父亲很严厉地批评了他，母亲也将他狠狠地训了一顿。“我爸很严厉地说：‘你有什么资格推人家？’我妈还亲自带着我，到那个小孩家中，当面向对方父母道歉。”
宋京波的姐姐、宋任穷长女宋勤曾回忆：“父亲觉得自己家的生活条件比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要好，为了不让孩子们脱离工农子弟，便让我除了节假日外，每天都要在学校的食堂就餐。”
在父亲的影响下，家里的小孩们也懂得了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这个道理。
宋任穷的小女儿宋云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牵连时吃的苦也最多。但他对她也从不特殊对待，没有半点溺爱。
宋云飞结婚怀孕后搬到娘家暂住，图个照应。分娩时正是凌晨两点，阵痛难忍，丈夫忙着送她上医院。司机就住在对面楼上，丈夫想叫醒他帮个忙。
宋云飞连忙制止，说：“我爸爸从不准用公车办私事的。”
丈夫不服气：“这回是特殊情况嘛！”
“他会这么说，人家父亲没有轿车怎么办？还是坐自行车去吧。”
结果，自行车也坐不了，因为孕腹太大，上不去。深更半夜，丈夫搀扶着妻子，一边艰难地挪步，一边不停地呻吟，走了半个多钟头，坚持捱到了附近的海军医院。丈夫这才松了一口气，对妻子夸道：“你真行，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熟悉宋任穷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家风好。称赞他的儿女不像高干子弟。宋任穷听了，脸上并无高兴之情，而是痛心地说：“难道高干子弟非得要与众人不同吗？就不能与平民百姓的子弟划等号吗？”
撰文：周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