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原名朱姓明（字绍时，号振声）（1900.9.27—1989.2.22），湖南汝城县人。曾参加湘南起义、黄洋界保卫战、长征、西征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朱良才先后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北京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毛主席曾称其为“军之良才”。1958年，其因病主动退出领导岗位。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子朱新春。朱新春说，“父亲是第一位主动让位的开国上将。毛主席曾夸奖他觉悟高，周总理称赞他思想开明，邓小平表扬他顾全大局”。
朱新春
朱新春，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子，解放军某部大校，曾任人民日报社影视部主任。所拍电影、电视连续剧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军旅作家，发表有小说《飞虎队》《樱花啊，樱花》和散文《黄山雾》《秋访井冈山》等多部作品。
父亲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入党
朱新春称，1900年9月27日，我父亲出生在湖南省汝城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如果按族谱追溯，他还是明代太子太保、两广总督朱英的后代。他的爷爷还挺富裕的，但后来到他父亲这一辈就开始走下坡路，但是总体上还可以。
所以父亲就上了小学，一直到衡阳又上了中学。在读书的时候，看了些进步书刊，受到影响了，读书后才知道中国这么穷，而且饱受帝国主义欺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萌生那种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刮到了湘南大地。整个湖南地区，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搞起了湖南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的风暴刮到家乡以后，因为父亲本身就有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思想，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参加农民运动了。
其实，在参加农民运动之前，他就已经中学毕业了，还回到家乡当了小学老师，可以说过着衣食不愁的小康生活。但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风暴一刮过来，他就毅然决然的参加了革命。
开国上将朱良才
一直到了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革命，整个湖南地区就开始大量屠杀共产党员。也就是八九月份的时候，国民党有一个团的部队突然兵分三路，占领了汝城县城。我父亲也就被抓进监狱了。
在被审讯时，他发现做登记的朱良慎是当地的人，而且还一直朝他使眼色，他灵机一动，就顺口说出来叫朱良才，然后敌人也查不到这个叫朱良才的有什么革命记录，没前科，因此关了他一个多月就释放了他，此后他就改名为朱良才。
在朱良才被放出来的时候，全国都还是一片白色恐怖。父亲家里仅有的几亩地被没收了，大哥被抓了，他自己原来的名字也被通缉了，所以在家乡待不下去了。经过考虑，他就找到了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新春说，湖南省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何日升说：现在大革命失败了，这是党最困难的时候，你在党最困难的时候要求入党，从今以后你就是共产党员了。
父亲也很激动，就握着县委书记的手说：在监狱里我考虑最多的就是，只要敌人不砍头，我就要入党。现在我入党了，我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可以说，从那天起，他才算是真正的参加革命”。
父亲当上了红四军军部第一任秘书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领导的年关暴动在宜章暴发，从此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由于湖南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思想基础，当革命的火种在此点燃后，轰轰烈烈，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燎原，涉及十余县，覆盖人口百余万。
各县纷纷起义，推翻地主封建统治，其中，有7个县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宜章暴动胜利后，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派朱良才和堂弟朱赤去联络朱德、陈毅，共同商议组织汝城起义。
朱新春说，父亲和朱赤一走到耒阳，就感觉到不一样了。到处都是红旗、标语，游行的、扛着红缨枪赤卫队的，一片革命的气氛。父亲径直找到了朱德，把县委书记写的秘信交给了朱德，向朱德、陈毅汇报了汝城县参加起义的想法和思路。
朱德、陈毅很高兴，安排他们先住下来，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开展汝城起义，并安排朱良才和朱赤作为汝城的代表参加湘南特委在湖南省永兴组织召开的湘南第一次党代会。朱良才代表汝城在会上发言。
会后，父亲和朱赤被派到资兴县去组织农民起义。资兴农民起义非常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党委，召开了资兴县第一次党代会，组建了农民军。父亲当选为县委委员，出任组织部部长，带领农民军在资兴、酃县一带和地主武装周旋。
后来，父亲又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当时，父亲在路上还碰见了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就问他：何书记，你怎么还亲自上战场了？对方回答说：当书记也得上战场。父亲后来说，那个事情对他印象特别深，所以父亲后来一直都以身作则。
1928年4月，父亲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来和谭政（开国大将）一起当上了红四军军部的第一任秘书。当时军首长就两个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部门首长还有两个，参谋长王尔琢和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
1929年6月19日摄于闽西龙岩城，从右到左分别是陈毅、毛泽东、谭政、朱良才（图片来源于网络）
谭政主要负责主席，我父亲主要负责朱德。所以后来父亲能写出《朱德的扁担》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和朱德天天在一块。所以他既感到了领袖很不简单，但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很平易近人。
朱新春说，1928年8月，28团、29团在湘南失利，毛主席就带着31团去接应。敌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想趁虚而入，派4个团进剿井冈山。其中，派了2个团准备去打黄洋界。
31团走之前留下了一营。我父亲当时是一连党代表，他和连长王良一起守卫黄洋界，搬石头、挖陷阱、插竹签、堆擂木、做松树炮，凭险抵抗，击退了国民党军2个团的进攻，守住了红四军的主要军事基地，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主席一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马上就写了一首词——《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缴获了红军的第一部电台和电台组
1930年初，父亲任红三军九师政委。1930年12月29日，父亲率领红九师参加歼灭张辉瓒师的战役。我父亲是师政委，他和师长徐彦刚指挥整师的兵力迂回张辉瓒师后，及时发起了猛攻，直奔张辉瓒指挥部，活捉了张辉瓒和指挥部全体人员。
最后，缴获枪2000余枝、大炮1门，缴获电台1部，俘虏了电台班人员，缴获了国民党军电台密电码本，为红军破译国民党军电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点名表扬。
朱德跟我父亲去看战利品的时候，发现了一部电台。这样，红军才有了第一部电台，也俘虏了第一个电台组，成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电台组，组长是王诤（开国中将），毛主席称他是“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后来，父亲又参加了第2、3、4次反围剿，到第4次反围剿他已经是15军军政委了。父亲当过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尤其是在他当团、师政委的时候，他多次带着敢死队，亲自去爬城头，跟着敢死队一块向前冲。
当军政委的时候，有敌人偷袭军部，他就跟着警卫连连长一起，拿着盒子枪，带领机关人员反冲锋，把敌人赶回去了。有资料说，在战场上，朱良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曾多次负伤，被誉为“九死一生未下鞍”的沙场猛将。
据了解，1932年7月，朱良才任红5军团第15军政治委员。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其与军长陈伯钧率部击溃国民党军第59师前卫部队，后与兄弟部队一起将其大部歼灭。
1933年，朱良才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同年任红一方面军第14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任红5军团第34师政治部主任、代政委。
1934年11月，朱良才在湘江战役中枪伤复发，被送到医院治疗。朱新春说，红34师作为后卫师，担任断后任务，掩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两大纵队突破重围。在湘江战役中，6000将士几乎全部阵亡，父亲成了唯一一位幸存的师级干部。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政治部主任，因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遭受打击而被调任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1937年3月,王树声和我父亲曾是西路军右支队的负责人。西路军失败后，父亲只身一人，不畏艰险，经36天沿途乞讨，化装潜行，回到陕北。
父亲是第一位主动让位的开国上将
1955年，父亲经授衔成为上将。事实上，在这个期间，毛主席已经开始考虑高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培养接班人的事。所以毛主席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年大体弱的老同志，主动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年轻同志。
朱新春说，由于多年以来的辛勤工作，导致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太乐观，坚持了几年后，父亲便主动递交了辞呈，他怕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到工作，这样反而得不偿失。父亲想，既然中央都号召了，咱就听党的话，跟党走，带个头。
很多人劝父亲不必辞职，让他安心养身体，身体好了再回归岗位，但他还是坚持辞职了。父亲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要有后来人。我们老同志早点退下来，把位子让给年轻人，这对革命事业有好处。”
1958年11月，中央正式批准了父亲主动让位的申请。1958年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到我父亲主动让位的事，大家都很感慨。会上，毛主席夸奖他觉悟高，周总理称赞他思想开明，邓小平表扬他顾全大局。
父亲是第一位主动让位的开国上将。他退休后原本可以享受不少待遇，但他尽量都拒绝掉，因此他退休后的生活是很清贫的。有一次领导出于安全考虑，提出给住处增高围墙，但被父亲拒绝。他说，我们是人民公仆，百姓不会害我。
1960年，朱良才一家（图片来源于网络）
父亲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从小就告诉我们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说谎，尤其要“夹着尾巴做人”。父亲告诉我，要淡泊名利，不要为名利所扰，不要被名利所困，不要为名利所害，一辈子做清白人。
《朱德的扁担》一文是我父亲写的
父亲一生只公开发表过4篇文章（《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而这4篇文章，全是写的井冈山。
《这座山，它革命》，讲的是领袖，讲当年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给红军讲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故事，实质是在讲方向道路与理想信念；《朱德的扁担》，讲的也是领袖，讲的是当年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挑粮的故事，实质是在讲红军官兵一致、讲革命榜样的作用；《练兵与御寒》，讲的是基层连队与官兵，讲的是红军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训练与奋斗的故事，实质是在讲技能与精神；《一根灯芯》，讲的是部队与基层，讲身为军党代表的毛泽东，亲自规定团、营、连如何点油灯的故事，实质是在讲艰苦奋斗与团队管理。
这4篇文章都是父亲亲自写的，4篇文章的初稿完成后，父亲又主动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主动修改加工，直到初步满意后，才送《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部初审通过后，将4篇文章打印成小样，又派专人送回父亲处。
收到小样的父亲，就伏在台灯下，亲自在小样上逐行逐段地思索，逐字逐句地斟酌，然后，一会儿用毛笔涂画，一会儿用红钢笔圈点，一会儿用蓝钢笔修改……甚至，改到难以言尽之处，还亲自提笔给编辑部写信。
就这样，我父亲改完一稿，编辑部校对重印一稿；编辑部重印一稿之后，又送我父亲再次修改。前前后后，反反复复，仅仅与编辑部之间，就往返修改了5稿。最后，我父亲与编辑部都认为文章可以定稿后，又将文章送有关老同志征求意见。
其中，《朱德的扁担》一文，还专门呈送朱德本人审阅。朱德与有关老同志审阅通过后，编辑部才正式印成16开大字的大样本，送各有关领导、老同志及相关组织共同审阅。
与此同时，极为慎重的编辑部，还将此文刊登在内部刊物《红旗飘飘》上，以求更广泛地征询意见。这一转，又是半年，直到有关的领导、老同志与组织都审阅完毕。
朱良才和李开芬（图片来源于网络）
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星火燎原》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立即轰动全国。至1963年，《星火燎原》共出版了8卷，相继用13种文字、8种版本发行国内外，共发行710余万册，创造了奇迹。
各省市区的教育部门，纷纷派人上门来找我父亲，要求将篇幅不长，通俗易懂，生动精彩的《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列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我父亲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条件是：一不谈稿费，二不署作者的名。
为什么？按我父亲的话是：教育后代，谈什么钱！讲的是毛主席和朱老总，又不是讲我，署我的名干嘛！要记，就记住毛泽东和朱德嘛！
1959年，《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被一些省市编进小学语文课本之中。而到了1961年，全国统一中小学教材，教育部正式将《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列入全国中学、小学的语文课本之中。
《朱德的扁担》用朴实亲切的语言，寥寥600多字，讲述了当年已经40多岁的红四军军长朱德，带头和年轻的红军指战员们一起，每天翻山越岭，来回五六十公里挑军粮。
大家怕把白天挑粮、晚上筹划作战大事的军长累坏了，采取“偷藏”扁担的办法让朱德保重身体，而朱德则亲手在新找的竹扁担上写下了“朱德的扁担”5个大字。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年，这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就出名了。
《朱德的扁担》出名了，可作为作者的子女，我们兄妹几人还真不知道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是自己的父亲写的。以至，上小学时，当学完这篇文章后，我还傻乎乎地拿着课文去向我父亲炫耀：“爸爸，你知道吗，朱德还挑过扁担呢！”
我爸爸呢，也故做惊讶地说：“是吗？朱老总还挑过扁担呀！”这下，我更加得意了，竟然还滔滔不绝地向作者自己介绍起《朱德的扁担》的故事来。后来，我们长大了，经过多年的流传，才知道《朱德的扁担》是父亲写的。
仅从1961年到1995年这35年中，《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先后101次被选作全国小学、初中、特教、成教和教参中的语文课文。全国的小学生大约有1.2亿，35年平均下来，再按最少的计，每年的应届小学生，也有一两千万。
35年下来，什么中学、特教、成教、教参全不算，仅仅小学生的课本，少说也有3.5到7个亿的印量。这稿费，可真不是个小数字呀！可是，作为朱良才的子女，我们没有收取一分钱的稿费。
撰文：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