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一生中，曾三次孤身入“虎穴”，成功歼灭敌人、平息事件。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上甘岭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李德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近日，红船编辑部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附近的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对李德生长子——李和平进行了专访。在李和平的记忆中，父亲用自己的品格作风教育了我们，他对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准搞特殊化！”，这句话让李和平至今受用。
李德生长子李和平
被诬陷开除党籍，仍坚定地随红军三过雪山草地
近日，李德生长子李和平接受了红船编辑部专访，其父亲李德生于1916年出生在河南新县，14岁参加红军，由班长而排长，由排长而连长，直至师长、军长，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优秀指挥员。
李德生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入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部传令兵、班长、排长、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反“围剿”战争和历次战役战斗。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参加长征，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交通队支部书记。同年6月，因受到诬陷被开除党籍。1936年2月重新入党直至1946年中共“七大”后才撤销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
据李和平讲述，父亲在被开除党籍时期，依然随红军长征，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坚定不移的跟着党，这说明父亲当时已经确立了为人民解放、为党的利益贡献一切的坚定信仰。
据悉，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通信排长、特务连连长、副营长、营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三十团团长和七六九团团长，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战斗，百团大战、乡堂铺伏击战、狮脑山歼击战；以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特别是在反日军于1942年集中数万精锐之师的“五一”大扫荡的战役中，以一营之众奋力掩护了华北党政首脑机关和八路军总部成功突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即是在此战突围中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3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作战，以及上甘岭战役。
李德生将军（资料图）
1955年9月，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9年任军委办公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85年11月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李和平告诉红船编辑部，在李德生长达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舍生忘死，“三次孤身入虎穴”的惊险经历。
长时间精心乔装扮成菜农潜入日军据点
第一次是他当团长时，在抗日战争中为打马坊，乔装潜入日军据点侦查。马坊位于山西晋中太行山六县交通枢纽，日军在此修建一坚固据点，对根据地威胁很大。我太行二分区曾两次攻打，企图拔除此“毒瘤”，但均失利。李德生调该分区30团任团长后，提出再打马坊。开始分区不同意，在他坚持下，分区才批准。为掌握据点内敌情，确保攻坚，李德生要亲自潜入马坊据点侦察，分区领导更不同意，认为太危险但在李德生坚持下，勉强同意。
为潜入日军据点内，必须化装，且要真实，在具体细节的处理上，李德生十分慎重，他脱掉军帽军装，跟农民一起干活，用了数月时间把手磨出茧子，把脸晒黑，把帽檐的痕迹消除，“变成”了十足的农民。
据李德生在回忆录里描述称：这一天，我向房东借了身破旧棉袄、棉裤穿上，头上扎条灰不溜秋的羊肚毛巾，脚上穿双破了口的老头鞋，脸上再抹点锅灰，化装成给据点送菜的农民。为了让战斗骨干也能了解据点内的情况，“我挑选了一名连长、两名排长、两名班长和一名侦察员与我同去。”
在据点内给日军做饭的地下党员，在门外迎接我们。进门时，他对日军哨兵说：“慰问皇军的圣战，一点小意思的干活！”我马上把装着白面大饼的篮子提了提，弯腰向哨兵示意。哨兵一见白面大饼，伸手抓起就吃，边吃边说：“良民，大大的好！”根本没有检查我，就放行了。
我在全团抽调了82名精干灵活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1945年3月4日下午，天空飘起鹅毛大雪。我立即下令部队以急行军向日军马坊据点进发。当晚10时，在地下人员接应下，突击队分别进入城堡东南面坡下3间废窑洞内隐蔽起来。第二天当日军开早饭时，突击队员分四路迅速冲向大门。我们很快占领了卫兵室、东南角碉堡及电机房、伙房、马厩等，并冲进士兵宿舍，同正在吃饭的日军展开近战。日军小队长铃木和我拼起了战刀，被我砍伤后活捉。
对此，李和平称，当时我军的战斗大部分为伏击，且打的是日军的后勤队伍，几乎没有攻坚战的经验。而这个据点我军前两次的攻打均以失败告终，父亲是第三次攻打。此战一举将日军精心修建的坚固据点和守军歼灭，创造了对日军攻坚歼灭战的典范。延安《新华日报》在头版刊发此战消息并发了《社论》，被朱总司令誉为典型攻坚战。
爬三层高梯进武斗据点
劝降造反派平息“芜湖事件”
第二次是李德生任军长时，处理“芜湖事件”。1967年，李德生任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奉中央命令，率部进驻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的安徽省，此时全国的武斗已经很厉害了。经坚持“三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准开枪）”、“大联合”、“办学习班”等措施，全省武斗得到平息，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正在全面落实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指示。
1968年6月26日，安徽芜湖爆发大规模的两派武斗，震惊全国。其中最猖狂的一派头头将据点设置在武斗核心的芜湖电力学校的一幢三层楼上指挥全市的武斗，他们封掉了一楼的门窗，把二、三层的窗户均设成射孔使该楼成为坚固的武斗据点。李德生从省会合肥专程赶到芜湖，由当地领导引到电校内。李德生让警卫员王楚林向楼上喊话：“李军长来了，快开门！”造反派将竹梯从三层的窗户放下，叫嚣说：“只准李德生一个人上来！”大家都劝阻他不能上去，太危险。李德生说：“谅他们不敢把我怎样！如果真把我打死，也就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使问题更好处理。”于是，他就爬梯子上到据点三楼。
李德生的行动出乎造反派的预料，顿时被震慑住。李德生对据点内的造反派既批评，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该据点的造反派在李德生的威严下纷纷表态：“我们听李军长的！”之后，该派的头领带头把枪上交，李德生又顺势在芜湖和全省组织大规模地宣传，大造舆论，将武斗彻底平息，使震惊全国的“芜湖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九·一三”事件时单枪匹马
入空军司令部周总理为之捏了把汗
第三次，是他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时，协助毛主席、周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
1971年9月，毛主席乘坐专列从南昌出发经杭州到上海，林立果及其死党组织沿途密谋截杀毛主席失败，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9月11日中午，毛主席的专列突然调头北上，并于12日中午返回北京。至天津时，毛主席命令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及其余3位京城领导在北京丰台车站待命。
得知毛主席已回京的消息后，林彪一伙顿觉大事不好，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12日下午，林立果私自将林彪专用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林彪当时正在北戴河。临离京前，在西郊机场的据点里，林立果告诉周宇驰、于新野等“林立果小舰队”的核心成员，说：“我要去向首长（指林彪）报告情况，你们在这里等消息。”觉察到林立果和叶群的异常动向，林豆豆向周总理打电话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逃跑。”
为了防止意外，经毛主席批准，周总理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禁空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9月12日晚上，为了控制空军，落实“禁空令”，并掌握256号专机的动向，周总理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事后，周总理说：“德生同志去空军，我们都捏了一把汗，他是孤身入虎穴。”空军是林彪和林立果控制最严密的单位，空军司令部里有不少林彪和林立果的死党。“深更半夜进空军司令部很危险，对里面情况不清楚，单枪匹马进去，随时有可能把你干掉。”李和平说。
当晚，李德生只带了一个警卫参谋就进到了空军指挥所。一到空军，他先找到一直受排挤的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和当晚值班的副参谋长白云，并在曹里怀的帮助下，找到时任空军参谋长的梁璞，在曹、梁等人的协助下，对空军和全国空域实行了严格控制。
尽管有“禁空令”，但256号三叉戟还是在12日晚间强行起飞了。这架飞机没有被迫降，更没有被我军击落，因为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还是党的副主席，随他去吧。”就这样，在李德生与空军指挥所的监视下，256号专机乘着夜色从二连浩特上空飞出了国境。
9月14日14时，外交部送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电报，256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李和平：直到父亲晚年才知他指挥过上甘岭战役
20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李德生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后半段。“前半段是15军打的。美军武器装备好，攻击力很强，经历了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打过败仗。15军尽管打得很顽强、很英勇，但伤亡很大。父亲当时是12军的副军长，王近山是父亲的老领导，很了解父亲。”李和平说。王近山曾评价父亲：“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
李德生将军在上甘岭战役中
1952年10月14日，敌人动用美7师、南朝鲜军2师，7个营兵力，在10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00余门、坦克30余辆、飞机40余架的支援下，分6路向金化北面，五圣山前沿我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
这一天，敌人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炸弹，阵地表面工事全部被摧毁，这两个连的干部战士依托坑道，与敌激战，予敌大量杀伤，当夜幕降临时，又配合反击部队夺回了表面阵地。
这就是上甘岭战斗第一天的概况。敌人攻击的我军阵地是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当中，有个小村子名叫上甘岭，战役因此得名。
战至十月底，美军仍毫无减弱攻势，反而更加凶猛地狂轰滥炸，昼夜连续对我15军阵地发动进攻。此时，15军坚守部队已基本消耗殆尽，局势岌岌可危。上甘岭十分重要，如丢失则其后侧之五圣山将不保，而美军即可长驱直入，迂回平壤，置我三年多的抗美援朝于殆尽。
在此关键时刻，战役总指挥第三兵团的代司令员王近山就点将令父亲率领12军的主力增援并在阵地上的德山砚开设上甘岭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上的12军和15军部队，以及配属的各兵种部队。父亲临危受命，率部接替上甘岭防务后，多天未合眼的王近山对兵团代政委杜义德说：“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睡一觉了。”
李德生指挥12军和15军打了近30天，成功地顶住并粉碎了美军的进攻，不仅把丢掉的阵地重新夺了回来，还扩大了新的阵地，“经过前后43天的恶战，美军终于在上甘岭前低头认输了。
上甘岭战役刚结束，尚未撤下阵地的12军司令部的崔参谋一边听广播一边在发牢骚：“上甘岭也是我们打的，最后全是15军的功劳，提都没提我们军一个字。”
李德生听到后，当场批评了崔参谋：“你这个想法不对头，什么你们、我们，都是志愿军打的嘛！”针对这个问题，一贯不争功诿过的李德生给军里部队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关于上甘岭战役的功劳，谁都不准再与15军争。就这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部队从没有发生过与15军争上甘岭战役功劳的事情。
李和平的兄弟姐妹原先都不知道父亲指挥过上甘岭战役。直到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时，他们才知道父亲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父亲当时在住院，《中华英才》的记者就该事件来采访父亲，八十多岁的老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美国佬有什么可怕的，我当年在上甘岭不就把他们打垮了吗？’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儿时零用钱每月只有一元
看电影就要饿肚子
李德生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准搞特殊化！”李和平告诉红船编辑部，“他一直在用自身的品格作风教育着我们，而那句话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也一直以此来约束和鞭策自己。”
“我们懂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军长，是高级干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什么补助都不要。家里粮食不够吃，就带着我们开荒种地。”常以“南瓜饭”充饥，李和平说，那几年，父亲也经常吃豆饼和红薯，因此落下了腹泻的病根。
“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些高干子弟没吃过苦，孰不知，连毛主席的女儿回家都“舔盘子”，何况我们？！当年，我们也一样忍饥挨饿。”李和平说，当年他在学校住校，早餐是玉米菜糊糊一碗，中午多一个一两重的玉米面窝头，晚上也是玉米菜糊糊一碗。“这怎么能吃得饱？”
而令李和平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上中学时零花钱的问题，当时他的零花钱是每个月1块钱，“本来只给5毛钱，是我外婆做工作，才又多给了5毛钱。”李和平说，除了学费和衣服，平时在校买洗漱用具、手纸和课外学习用品等日常费用都得从这1块钱里出。
在那个年代，1块钱只能买一个比较低级的月饼，一般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李和平都会买一个红糖馅的月饼充饥，除此之外，什么也买不了。有一段时间，儿童电影院正在上映苏联电影《非常事件》，这部电影是上下集，票价正好也是1块钱，这就意味着如果看了电影，就没有钱买吃的了。李和平在电影院门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徘徊，最终，还是觉得肚子要紧，于是只好放弃看电影，拿着钱去买月饼吃。
结婚酒席仅一桌，客人只请了一位
“父亲一直以‘艰苦朴素’要求我们。”回忆起成年后，李和平结婚时的情形令他难忘。当时，李和平在军中担任营长，工资很低每月只有52.5元，除去交伙食费及自己抽烟的费用，还剩20多块。
“我是带兵的，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爱兵。”李和平回忆称，当时一个营600多个兵，主要是农村兵家中条件都较差，常有战士家里房子失火、家人生老病死等问题发生，我就每月把余下的钱用来贴补家中发生急情的战士。虽解决不了大问题，但也可救个急。
这让李和平变成了“月光族”，没有钱存，月月光。准备结婚时，李和平口袋里没有一个子儿，便想向家里要点钱，于是，向母亲提出要3、5百块钱用于办婚事。父亲得知后给他写了唯一的一封信，在信中李德生把李和平批评了一番，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最终，李和平没有拿到一分钱，婚礼是在家里办的，只摆了一桌饭，只请了一位客人，还是父母亲的老战友，他正好在北京开会，便请来一同吃饭。另外，母亲为李和平做了两床被褥（因他只有一床军被），这就是作为中央领导的儿子李和平的婚礼。
评国际军事比赛：
不仅要发展武器装备还要牢记
我军的“传家宝”
李和平称，自己当了几十年兵，父亲作战及对军队建设的理念与经验，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他最常教导我的便是“要在基层好好锻炼”，并为让我在基层连队“好好锻炼”，几次“利用职权”卡住我上大学和调机关当参谋的“机会”使我在连队干了七、八年。父亲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通过基层锻炼，可与战士建立深厚的感情，和扎实的带兵经验，会真正提高军人的素质。这使我受益非浅！因此，我能在祖国需要时，主动要求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中曾负伤致残并立有两次战功。
如今的李和平早已“解甲归田”，担任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秘书长和北京市于若木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继父母、耿飚、王光英、布赫和于若木等老前辈之志，为爱国报国做些公益、慈善事业。当然，由于几十年军人的职业性使然，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军事方面的消息。
今年8月12日凌晨1时，“国际军事比赛—2018”总闭幕式在俄罗斯郊外阿拉比诺爱国者公园举行。由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7国同时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2018”历时15天，中国军队共参加了其中22个项目比赛，获得了4个团体第一名、15个团体第二名、2个团体第三名、1个团体第四名。
对此，李和平表示，近年来，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非常迅速，各式高科技武器应运而生，部队训练也很严格，干战素质大大提高，俨然成了军事强国，拥有了保卫祖国的坚实力量。不过，在快速的发展中有一样不能忘，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几十年血的洗礼，在毛主席的统帅下，老一辈革命军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打败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及其武装力量而凝结的宝贵结晶，是我军的“传家宝”，是我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制胜之道，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只属于我国我军独有的优势，所以决不能丢掉这个“传家宝、建军之魂”！要发挥自身长处，牢牢掌握它，并加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运用和深化。【部分资料来源：《李德生回忆录》、法制晚报】
撰文：王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