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熙（1918年-1990年），男，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兴莲乡官田村人。原空军学院第一副院长、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12月1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开国少将陈熙之子陈塞北。陈塞北说：“父亲参加了红军最远的长征，从江西一直走到了新疆”“有人说父亲是空军院校的开拓人。父亲曾在三航校当校长，三航校在当时还创造了六个第一”“父亲对我们说，凡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能够伸出手来帮助你的人，你一辈子都不要忘”。
陈熙之子陈塞北（摄影/王学民）
年仅16岁，父亲陈熙主动报名参军
陈塞北说：父亲是江西兴国兴莲乡官田村人。1931年，中央红军在官田村成立了中央军委兵工厂，新中国的兵器工业就起步于官田村。父亲那会儿在木器组，负责做枪托、做盒子枪的枪套。
父亲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家里有一头牛、有几亩地，生活不算困难，爷爷还让父亲念了五年私塾。所以说，父亲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参加革命。他之所以参加革命，我想一个是革命环境的熏陶，因为村里有一个红军的兵工厂。另外，他从小还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
1933年，父亲到了莲塘区任莲塘区儿童局书记，年底又担任少共莲塘区委组织部长。他这个组织部长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动员人家参加红军的，到了1934年，该动员的都动员的差不多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所以，父亲干脆就自己主动报名参加红军，那年他年仅16岁。1934年5月，父亲正式入伍。陈塞北说：当时，红军里的文化人很少，父亲是土生土长的红军当中的小知识分子，他对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理念的理解，相比其他人要稍微深刻一点。
受区党委的委托，父亲率领本区的新战士100多人，到兴国第二补充师，被编入第十三团一营三连，担任指导员工作。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补充师就补充到红五军团。从此，父亲便一直在第五军团政治部任技术书记、文印科员、科长等职。
此后，父亲跟随红五军团长征，经历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抢夺乌江等重大战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分为左、右路军北上，父亲在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三次过雪山草地，翻过夹金山大雪山。
后来，父亲所在的一方面军五军团在毛尔盖会议上经过整编，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并，整编为左路军的五军，父亲仍旧在军政治部任文印科长。执行宁夏战役后红五军与红九军、红三十军一起整编为西路军。
父亲所在的政治部，被整编到了红三十军政治部，他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长。在西路军西征失败后，父亲跟西路军剩下的420多人进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随后，在新兵营开始了休整和文化、政治学习。
父亲开始学习汽车驾驶，后来为了给战友报仇，申请学习装甲车，学完后又进入了新疆航空队，学了四年半的飞行，又坐了四年监狱。1946年6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营救下，父亲返回延安，从此开始了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
父亲被埋，金生用双手将父亲挖出来
1946年，陈熙回到延安后的照片（供图/陈塞北）
陈塞北说：对我们，父亲很少说起他的革命历程。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上学，父亲和我一起出门。可是，他却向办公室的反方向走去。我问他：您今天不上班了？他回答说：育鸿小学的领导请他给学生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当时，我心里想：你给育鸿的小学生们讲故事，可是却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长征的故事。放学回家后，我就跟他发牢骚，让他给我讲长征的故事。父亲被我逼得没办法，就在晚饭桌上给我讲了一个倪家营子保卫战时发生的故事。
那是1936年9月，在中革军委坚守倪家营子五十天的电令下，西路军残部，以红三十军为主力，坚守倪家营子。红三十军上至军首长，下至马夫、炊事兵全体人员拿起武器，准备与马匪骑兵进行拼死的战斗。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父亲与政治部的机关干部、战士，在土围子的土墙后面严阵以待。不料，敌人进攻前开始了炮击，一颗炮弹炸塌了土墙，将父亲和几个战士压在了土墙下，周围的战士立即过来营救。
当时，父亲刚好埋在土墙的边上，是金生（后来也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用双手将父亲挖了出来，埋在土墙中间的几个战士当场就牺牲了，父亲说他看见金生伯伯的双手都是血淋淋的。当时，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后对我们说：金生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一辈子不能忘。
李先念给父亲一碗炒面，救了他的命
1955年，陈熙被授予少将军衔（供图/陈塞北）
陈塞北说：在石窝分兵之后，父亲陈熙跟随左支队在祁连山风雪中历尽艰苦。当断粮20多天，不少战友因饥饿寒冻折磨倒下时，是李先念分给他一小碗炒面，支撑着他闯了过来。
红军过草地、爬雪山苦，比不过过祁连山的苦。为什么？第一，他们是穿着单衣单裤进的祁连山。另外，他们是毫无准备的被打进了祁连山，弹尽粮绝。那会儿是二三月份，那个时候的祁连山冰天雪地，想找点粮食都找不着。
陈塞北说：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曾在回忆录里写过这一碗炒面的故事。
在过祁连山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走不动了，父亲因为跟张毅的关系不错，所以他们在一块走。当时，左支队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保证首长的指挥，要给首长留一点粮食。而粮袋就背在张毅的肩上，粮袋里有一些炒面。
陈塞北说：父亲这个人性格非常倔强，他一般不求人。能够从他嘴里说出来：张毅，你给我吃一点炒面，我实在饿的受不了了……那真的是已经不行了，说明他当时已经到最关键的时刻了，如果不是饿得要死了，他不会说这种话。
张毅说：我只有背着它（粮袋）的权力，没有动他的权力。后来我父亲说，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后来，张毅找到了李先念，说：刚才陈熙说他实在不行了，想要点炒面。李先念说：你赶紧给陈熙！我们现在保存每一个干部，能够走出祁连山，都是最大的胜利。
后来，张毅就给了我父亲一小碗炒面。我父亲就凭着这碗炒面，坚持走出了祁连山。自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到1937年5月到达新疆星星峡，一共历经两年零七个月。毛泽东领导的红一、三军团，是历经一年时间从江西到达陕北。
父亲他们从江西一直走到了新疆，从时间上讲，要比中央红军多了一年零七个月。从行军路程来讲，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而父亲他们这些人的长征路程，没有人经过精确的考证，仅以时间推算应该是翻倍有余。
父亲曾在新疆航空队学了四年半飞行
陈熙着飞行服（供图/陈塞北）
陈塞北说：红西路军总支队到了新疆以后，父亲跟西路军剩下的420多人都进了迪化“新兵营”。随后，在新兵营开始了休整和文化、政治学习。父亲一开始学习的是汽车驾驶，后来为了给战友报仇，就申请学习装甲车。再后来，又加入了新疆航空队。
陈云同志（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到了新疆以后，发现新疆督办盛世才有个航空队。航空队是由苏联给盛世才提供的，当时，航空队已经培养了第一期、第二期飞行员，加起来有20多人。陈云就跟盛世才商量，能不能给我们也培养飞行员？
后来，盛世才提出要求：那你要让苏联给我增加飞机、增加教员，另外培养出来的人你不能马上带走，得给我服务一段时间。陈云就答应了他这个要求，最后从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挑了43名红军骨干，到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回到延安，并在10日和12日做了两次发言。其中，10日这天，陈云专门向党中央汇报了他在新疆组织人员学习航空技术的情况，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的批准。
1937年12月10日，这一天很重要，被认定是新疆航空队的纪念日，那是在中央层面上第一次讨论我们国家的空军问题。毛主席指定，此事由陈云负责。最后，从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当中挑选了18人，西路军挑选了25人，一共43人。
43人中，学飞行的有25人，学机械的有18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航空人才队伍，史称“中共新疆航空队”。这支队伍在4年多的时间里，系统掌握了2-4种型号飞机的驾驶、维护和作战技能。
此后，盛世才叛变。从1942年9月17日到1946年6月10日，在这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新疆航空队被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软禁，被关押在监狱里。期间，新疆航空队在监狱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3次开展绝食斗争，顶住了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
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毛主席、周总理专门提到此事，周总理和邓颖超还到张治中家里把航空队的名单交给对方。最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32人获释，31人辗转回到延安。30人按照党中央指示，奔赴东北参加老航校建设，为人民空军创建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
空军院校的开拓人、空军创始人之一
60年代，陈熙任空军军校部部长时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合影（供图/陈塞北）
陈塞北说：父亲他们到了延安，休整了一段时间，到了1947年，就到东北参加老航校建设。可以说，这批人是中国人民空军所依靠的技术骨干。当时老航校就一个飞行大队，父亲担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后来任飞行二大队的政委，1949年改任二大队大队长。
1949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中央军委先后审查批准，分别在哈尔滨和长春建立2所轰炸机航校，在锦州、沈阳、济南和北京建立4所歼击机航校。为充分发挥原老航校留下的人员和装备的作用，中央军委又批准在牡丹江再建一所运输机航校。
1949年12月2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将上述航校依次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至第7航空学校。就这样，父亲从原东北老航校二大队大队长改任第三航校的首任校长，首任政治委员是王学武，原三野第34军100师政委。
值得注意的是，4所歼击机航校的校长，全部是新疆航空队的飞行员。三航校的校长是我父亲陈熙，四航校的校长是吕黎平，五航校的校长是方子翼，六航校的校长是安志敏。当时，在以我父亲陈熙为校长的三航校，在建校初期的速成训练中还创造了六个第一。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卓明汕在《空军院校管理的探路人》一文中也曾说过：翻开原第三飞行学院的院史，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以陈熙为校长的三航校，在建校初期的速成训练中，创造了“六最”的好成绩。
即：在空军六所新组建的航校中开飞最早；在空军六所航校中最先放单飞；在四所歼击机航校中毕业学员数量最多；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训练速度最快；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飞行失事最少；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学员淘汰率最低。
1953年10月，空军军事学校管理部成立，父亲就任第一副部长。1960年，父亲被任命为空军军校部首任部长。在1966年之前，空军军校部管理了32所空军院校，其中包括一高专到四高专四所军级院校。1978年，父亲被任命为空军学院第一副院长。1983年，父亲被任命为空军学院政委。
陈塞北说：从东北老航校开始，父亲就一直在空军航校，后来到三航校当校长，到军校部当部长，到空军学院当政委，他始终没离开过空军院校。所以有文章称，陈熙是空军院校的开拓人，是空军的创始人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皇家空军代表团来江西省兴国县参观“兴国籍将军事迹展览”。当时，皇家空军代表团上校团长在听取了解说员对我父亲的详细介绍后，还夸赞父亲：“真了不起，陈熙将军是一位从山沟里飞出来的雄鹰！”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你的，一辈子都不要忘
全家福（供图/陈塞北）
陈塞北说：父亲告诉我们，凡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能够伸出手来帮助你的人，你一辈子都不要忘。我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像他的救命恩人，不管是李先念、张毅也好，金生也好，他经常会提到他们。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子女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但是对外人，对工作中的下级，对炊事员、警卫员、司机，总是笑眯眯的。我记得组织上给他配过一辆美国雪佛兰汽车，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只坐过两次。
一次是去良乡机场参加国家体委航空协会举办的航空表演，因为他是航空协会的副主席，那天正赶上我们学校放假，所以带我们去看航空表演。另外一次就是我母亲开刀做手术，在北京医院住院，带我们几个弟妹去看妈妈。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坐这辆车的荣幸了。
对警卫员，明明知道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父亲一定要让我叫叔叔。我不满意，说他比我也就大几岁，怎么能叫叔叔呢？父亲说，他再小，也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所以你们必须叫叔叔。最后，我们叫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父亲的秘书石从善叔叔说过，在60年代初期，家里的粮食不够吃，空军三航校的叔叔自己生产的粮食，用汽车拉了一车，送给原在三航校工作过的空军机关的首长每人一袋。送给父亲时，他坚决不要。他说：现在粮食这么困难，我怎能要你们的粮食呢？
记得在上初中时，父亲、母亲给我买了一生中第一双皮鞋，父亲亲自教我擦皮鞋，并且给我讲了刘亚楼司令员教他们擦皮鞋的故事，刘司令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认真的态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空军大院评比卫生红旗时，父亲也要求我和弟弟、妹妹一起打扫家里的卫生，并且不许偷懒，他回来还要检查。我的针线活儿也是我父亲教我的，我还看见过他给自己缝袜子和枕巾。他穿旧的衣服，改一改就是我的新衣服。
陈塞北说：我们这一代人，与我们的前辈们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说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我们只是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这些前辈们在革命的大浪淘沙中，始终对革命事业有着最坚定的信仰。在曲折艰辛的革命斗争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团结奋斗、亲如兄弟。始终对革命的前途抱有坚强乐观的信念，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生理念，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空军的建设，顽强奋斗一生，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我想，这就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他们的财富，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撰文：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