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恩，生于1907年，曾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长、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兼供给部政委、志愿军后方勤务部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近日，红船编辑部采访到吴先恩中将之子吴铁壁，他说，父亲在部队后勤岗位辛勤工作一辈子，长期掌管物资分配，却从未有过私心。唯一一次动用“关系”，是为把儿子调到前线战场。
树立“不死就要干革命”人生信条
开国中将吴先恩照（供图/吴铁壁）
1907年8月30日，吴先恩出生在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8岁时给地主放牛，13岁回家劳动养家糊口。1926年，他经由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引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开展抗租抗捐斗争，先后任村农民协会宣传委员、乡农民协会自卫队中队长。
1927年11月，20岁的他走出家乡，带领箭厂河的敢死队奔赴七里坪，与其他乡的农民自卫队会合，参加黄麻起义。
在黄安城保卫战中，吴先恩胸部中弹受重伤。看着被敌人占领的黄安城，想起身边无数牺牲和受伤的战友，吴先恩问吴焕先：“今后怎么办？”对方告诉他：“只要死不了就要干革命。”1928年夏，吴先恩伤愈归队后，得知哥哥和弟弟都被敌人杀害了，母亲死在监狱里，妹妹不知被卖到哪里去了，心头悲愤难平。吴焕先问吴先恩的打算，他坚定地回答：“还是你那句话：死不了就要干革命！”从此，这句话成为吴先恩的革命信条，深深烙进了他的血液里。
1929年5月，吴先恩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先后任黄安独立团营政治委员、团经理处主任，独立师经理处处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川陕苏区反“围攻”作战。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途中，经历无数大仗恶仗，负责保管运输的6万多块白洋和2000多两黄金等钱物分文未失。
吴老在黄麻起义纪念馆内（供图/吴铁壁）
深入喇嘛寺谈判，巧解“征粮”难题
1934年11月，吴先恩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川西北，那里地广人稀，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这时，整个部队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军粮储备已经严重缺乏，本地青稞产量又极低，怎么办？
据吴先恩之子吴铁壁回忆，父亲考察了一圈藏区情况后，发现有一处喇嘛寺香火旺盛，里面的僧侣较为富裕，囤积了大量粮油。他想，何不试试做僧侣的工作？
于是，他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组成代表团，带着礼物进喇嘛寺谈判，按照藏族的习俗跪拜活佛，宣传党的政策，并立下红军将遵守当地习俗规矩的誓言。最终，他们为部队筹集到牦牛1000头、羊3万只、青稞5万斤、布500匹、酥油20万斤等，大大解决了粮食补给问题，给部队士气注入一剂“强心针”。
吴铁壁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生前常对自己强调，开展后勤工作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父亲曾说，在土地革命时期一次保卫夏收战役中，红军队伍一时粮食供不上，眼看战士们就要饿着肚子上前线了，父亲十分心焦。
父亲急忙找到乡苏维埃主席想办法，两人在村子里边走边敲锣喊：“乡亲们注意啦！打白狗子的红军现在断粮了，各家做饭的时候多做一点，吃饭的时候少吃一口，省出来支援子弟兵。”于是，到了吃饭时间，村里的男女老少端着米饭、红薯、南瓜、稀饭等省出的食物，依次倒入红军炊事员的木桶里……“军民情深一家亲”的画面，令吴先恩与战士们热泪盈眶，感念至深。
历万难回延安，无怨无悔坚守信仰
1936年10月，吴先恩调任红九军任供给部部长，随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经过5个月苦战，西路军在祁连山河西走廊遭到重创。
在西路军遭遇失败的困境下，吴先恩与团长方忠良、政委周开河反复商议后，决定由吴先恩带领一部分同志到陕北延安与党中央会合，保存革命火种。
黄安城北门遗址，吴先恩讲述负伤往事（供图/吴铁壁）
吴铁壁表示，在父亲一行人向东途中，遇到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他们常要与前来搜捕的马家骑兵拼杀、周旋，有人牺牲了，也有人在战斗中跑散了。除此之外，他们还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一些战士光着脚在一两尺深的雪中长途跋涉，脚都冻烂了。吴先恩将伤员一一安置在老乡家中，最后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汉中竟剩他孤身一人。
经过108天的辗转奔波，吴先恩终于来到云阳镇。他被送往延安后，朱德总司令两次来到招待所探望，并安慰他：“真不容易！回来就好，只要人在就好，革命就失败不了。”毛泽东同志也抽出一整天时间与他进行长谈。
回到部队，吴先恩被分配到三八五旅当一名普通军需员。尽管职务降了很多，但他依然尽职尽责地完成各项工作。
吴铁壁听了父亲这段往事后，有些为他抱不平，问道：“职务降了那么多，真没想法？”吴先恩坦然答：“如果说不被信任，感到苦恼，这想法有。如果指职务，真没想那么多。都是革命工作嘛！要是为了升官发财，那就不要参加革命；就是参加了，也不会革命到底。想想那么多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他们得到了什么？我们这些幸存者又有什么理由不满足呢？”
1938年3月，经朱德介绍，吴先恩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二队学习。1941年2月起，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供给处处长，军区供给部部长、政治委员等职。期间，他协调各军分区和边区政府组织军民采取各种巧妙办法坚壁清野，加强急需物品外流的管控和非必须品的流入，调节和控制边区集市，想方设法疏通部队供应渠道，有力地保障了边区军民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掌管物资分配，却绝不搞“近水楼台”
1952年，吴老奉调到中失财政部任职。此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值关键时刻，他从战友处得知前线需要后勤人员，立刻申请赴朝参战，并被任命为志愿军后方勤务部第一副司令员，组织后勤部队突击抢运弹药、食品等物资，对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1955年回国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吴铁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从不以工作之便搞“近水楼台”。吴先恩生平经常告诫家人，“国家的钱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掌握着物资分配调度大权。但他家也与普通百姓家一样，一切严格凭票供给。吴铁壁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自己的姐姐曾因营养不良，一度全身浮肿。
吴先恩处处以身作则，没私自拿过一条毯子、一件衣服。他平时生活十分简朴，在家中穿的衣服都是打过补丁的，沙发套是用了20多年的破毛巾浴衣改制的。吴铁壁表示：“从小时候起，父亲就经常给我们讲《红薯地里埋银元》的故事，教育我们干干净净做事、公私分明、勤俭节约。”
也正因家风清正廉洁，吴铁壁对如今官场的腐败乱象愈发痛恨。他说，父辈们抛头颅、撤热血打下的江山，让这些败家子、蛀虫糟蹋的不成样子，败坏了党的形象，心里能不恨吗？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直面的社会问题。他表示，现在的领导班子在反腐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和探索，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果，对此，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祖国最需要之时，他教儿子“当个好兵”
1962年夏，新闻传来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消息。此时，正在准备高考的吴铁壁萌生了参军的念头，并在学校的征兵动员大会上代表适龄的同学表了态、报了名。吴先恩听说后当即肯定了儿子：“好！你做的对，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家庭就要站出来起表率作用。”
吴先恩中将一家合影（供图/吴铁壁）
吴铁壁回忆道，那天晚饭后，父亲和他进行了“最长的一次谈话”，并对他的人生道路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父亲说，你已经过了18岁，应该选择自已的道路。干什么就要有干什么的样子，干什么要么不干，干，就要干出样来。你报名当兵容易，要当个好兵却不容易。他紧接着教导儿子：“要成为一个好兵路有两条，一是当步兵，二是上战场。”他解释道，因为步兵要求最严格，训练也最苦，也最能锻炼人。另外，上了战场，只有不怕苦、不怕死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兵。
吴铁壁与同学们几个一起入伍，却只有他到了战备值班，并拟调到福建前线参战的24军70师210团，也就是后来影视剧里常提到的“老虎团”。他感慨地表示，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用“权力”为子女安排工作啊。
在部队的几年非常艰苦，要顶着烈日骄阳练习射击、格斗，长时间的行军训练令吴铁壁的脚上打满了血泡……但想到父亲“当个好兵”的叮嘱，他都咬牙坚持下来了。在步兵连历练近7年后，吴铁壁在1969年4月光荣退伍，后被调任到北京铁路局《京铁工人报》，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吴铁壁自豪地说，当兵，我是“五好战士、特等射手”；搞新闻，我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父亲的话一直无形中激励着他，令他不管做什么，都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
临终前强忍病痛，写下遗书向党告别
1986年9月，吴先恩病危，他对家人和医生说：“我的病可能治不好了。我死后，遗体解剖，把病搞明白，为救治更多的人积累经验。”他还嘱咐子女：丧事从简，能为国家省一点是一点；不准干涉组织对他的评价；不能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叶落归根，将骨灰撒在大别山。
1987年3月15日，吴先恩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不顾病痛的折磨，以超人的毅力，用近两个小时亲笔写下遗书——《向党告别》：
吴先恩亲笔遗书（供图/吴铁壁）
“亲爱的党，我是您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并把我引进了革命队伍的。60多年来，在毛主席、在党的领导教育下，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战士。但我对革命工作没有做出成绩，辜负了党的教育，在我将要离开党的时候，我衷心希望中央更加紧密的团结，率领全党全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四个现代化更快的发展。
我在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做了多年后勤工作，但也没做出成绩，对不起党委，对不起同志们！
在我将要离开党的时候，是多么想念党，想念我的战友啊！”
吴先恩深情地说，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践行着对党的忠诚与不舍。他兑现了自己“不死就要干革命”的承诺，更把实现祖国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期望寄托在我们后人身上。【部分资料参考：信阳日报】
撰文：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