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省新县，素以“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著称。据统计，从新县共走出了43位开国将军，朱致平少将便是其中一位。
开国少将朱致平（朱敏/供图）
1964年，朱致平晋升为陆军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2008年10月16日，朱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近日，朱将军之女朱敏女士向红船编辑部讲述了父亲历经千险翻越大巴山、在青训班任教等革命往事。她表示，父亲生前常说：我的官是“走”出来的。父亲解放后在纺织工业部任副部长，常年奔走于纺织厂一线，一步一个脚印，靠自己的努力从“门外汉”成为纺织业的行家。
靠老班长的“赠礼”战胜大巴山风雪
朱致平生于1914年，河南省新县泗店乡大畈村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49年间，先后任红三十一军司令部参谋，中央青年委员会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队长，晋绥军区青年纵队队长、营长，晋绥军区吕梁军分区独立第七旅七团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三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1930年，16岁的放牛娃朱致平和姐姐一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也就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在此后戎马生涯中，他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同侵华日军、国民党军队乃至朝鲜战场上的美军都交过手，浑身弹痕累累，还被打伤了肺部，造成左侧肺萎缩。
朱致平之女朱敏表示，父亲在长征时期是红四方面军的敢死队队长，曾三过草地、两爬雪山，涉千难万险。她说，父亲曾多次告诉家人，当年是“一件红花袄”救了他的命。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翻越大巴山，红四方面军73师217团在王树声的带领下，作为全军先遣队出发。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勘察标示路线。一路上，他们每隔5公里就要搭起一些简陋的小棚，作为后面大伤病员的临时救护和体弱战士的休息处。当时，朱致平就是先遣队的一个营长。
朱致平和战友们跌跌滑滑在冰山中艰难的爬行着，临近黄昏，他们才在风雪中前进了不到两公里。战士们的衣服冻成了坚硬的“冰甲”，干粮没有了，有的战士冷得直哆嗦。于是，朱致平带领十几名战士，踏着皑皑白雪，到处找取暖的东西，在他们艰难的搜寻中，终于发现半山腰几户人家门前的打谷场有几个草垛子。朱致平他们每人抱着一捆稻草返回到队伍中，将这些稻草分给每一位战士，让他们每人编一个草帘披在身上保暖，其余的都带在身上。
在搬运稻草的过程里，朱致平碰见了自己的老班长，他问：“小伙子，你抱着这些干什么？”朱致平答，过雪山时做成蓑衣披在身上。班长见状摇摇头说，上下大别山足有210里地，我给你找件棉袄吧。当一件大红花棉袄递到自己面前时，朱致平心里很是抵触，老班长却说，你别逞强，带上！到时候就知道这件棉袄有多重要了。
朱致平后来在回忆录里讲述，险峻的雪山随着越往上攀登，气候越发恶劣，棉花球般的大雪变成了冰雹，伴随着狂暴的山风，猛烈地向他们袭击，不少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山上的积雪越来越深，从脚面渐渐没及腿肚，滑得难走。而每在雪山夜宿一晚，第二天就会损失大量的战友，靠着老班长给的棉袄带来的温暖，朱致平最终战胜了雪山。
朱致平与妻子（朱敏/供图）
朱敏说，因部队组织在战争时期几经变动，父亲与那位老班长失去联系。长征结束后，父亲一直想亲自向老班长感谢致意，但一直没有打听到对方的下落。直到解放后，他一次到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参观时，无意间发现了老班长的墓碑。当时，朱致平泪流满面地凝视着恩人的碑文，内心百感交集。
从“土包子”逆袭为青训班班主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为抗战需要，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筹建旨在培养青年干部、发展抗日力量的训练班（简称青训班）。
朱敏表示，长征结束后，父亲进入抗大第一期一大队学习三个月后，1938年，又因当过共青团团委委员和团委书记的背景被选中到青训班工作。据朱敏介绍，朱致平刚入青训班时是军事教员，最后成为代理班主任。
朱致平将军曾撰文记录了在吴安青训班的难忘经历。他写道，到了安吴堡，因自小参军没念过多少书，他可就成了有名的“土包子”了，总感到和“洋包子”们在一起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胜任不了教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曾多次向领导提出重返前线打鬼子。
不过，青训班确实是锻炼培养人材的一所青年学校，朱致平在文章中回忆：“我们这些文化不高的工作人员，也在实践过程中强迫自己努力自学，掌握适应教育工作需要的新本领。”
青训班的干部一部分来自延安中央党校、抗大、陕公，但大批的是从学生中培养选拔的。一九三八年五月，干部总数达到250至300人。从五月到年底一段时间，大批学生奔向西安要去延安寻找救国之路。因此，每天来安吴的青年源源不断，一个月少则六、七百人，最高达千人以上。青训班的组织机构也是随着青训班本身的发展需要而逐步健全和完善的。
从1938年到1940年奉命撤退，在青训班工作的两年多时间令朱致平一生难以忘怀。他曾表示，广大青年学生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师生之间相互信任，亲密无间的手足情谊，是永远值得记忆的。
据悉，青训班先后培养了15000多名知识分子，他们相当于抗日战争时期各个部队的骨干力量。
抓纺织促生产，深入各地工厂“蹲点”
朱致平将军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任一军七师政委，后任一军副政委。转业到地方以后，曾先后担任纺织工业部政治部主任、纺织机械工业公司党委书记、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为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鞠躬尽瘁，做出巨大贡献。
在建国初期，纺织工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当时全国纺织系统的工作者达几百万人。朱敏告诉红船编辑部.，她特别佩服父亲的一点就是，他从一名军人转换到地方，从事之前完全陌生的领域，却凭自己的努力从“门外汉”成为纺织业的行家。
朱致平在全国纺织展览会上陪同彭真委员长参观（朱敏/供图）
据朱敏回忆，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父亲花了大量时间深入纺织行业一线，到全国各地的纺织厂蹲点，总结工作经验。他曾没日没夜奔走于各省调研、抓生产，有一次南下武汉回来瘦了几十斤，累到被人搀扶着回来，让朱敏等子女看得非常心疼。
朱敏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曾培养过无数省部级干部，但他一生清廉，与家人长期居住在一座最普通的居民楼里，其间国务院几次分了部长楼，请朱致平去住，但他说，谁要去可以用我的名额，但我绝对不会去。朱老认为，自己住的地方离老百姓、离单位里的干部职工最近，有地气。
朱敏女士讲述父亲革命往事（摄影/王学民）
朱致平生前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的官是“走”出来的。朱敏说，在鲜血与战火的生死考验中，父辈们义无反顾走得铿锵、勇敢，一步一个脚印，因为他们心里装的是天下的劳苦大众；在掌握了政权获得官位以后，父辈们牢记宗旨走得踏实、坚定，一步一个脚印，因为他们懂得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而当今一些党内腐败分子，从他们担任职务的那一天起就把“官”作为敛财的资本和阶梯，于是乎走官、跑官、买官屡出现，同样一个“走”，折射出多么鲜明的人性和党性的区别。
鼓励四名子女在最基层的岗位服务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身上所穿的衣物，小到一双袜子都是定量供应，凭票购买。即使是这样，身居纺织系统要职的朱致平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也没有为自己的子女谋取过丝毫利益。
朱致平将军全家合影（朱敏/供图）
朱敏表示，眼见一些高干子弟经商下海挣大钱，自己也曾埋怨父亲，希望他能通过自己的人脉为我们兄弟姐妹找一份薪水高又体面的工作，但都被父亲拒绝了。
为了让子女更好理解自己的苦心，朱致平曾对他们分享了一段自己受到口头警告处分的往事。
那是在长征途中，因为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藏区当地人烟稀少，部队已经到了完全断粮连野菜也难以寻找的地步。朱致平当时是红31军教导大队的教导员，在带队外出筹粮的时候发现一个无人的喇嘛庙，并在供桌下发现了一袋干瘪生芽的土豆。筹粮心切的他们将土豆拿走了，还留下了借条和银元。然而，在发现土豆的一刹那，一名小战士实在耐不住饥饿，迅速地生吃了一个小土豆，父亲气急打了那名小战士几巴掌，事后，因牵涉到民族团结和打骂战士，上级领导给了他撤职三天的党内警告处分。
每当提起此事，父亲都为打了小战士的行为感到后悔自责，他多次感叹，当初自己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个饿急了的孩子的心情呢。因此，朱致平总是告诫子女，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群众利益不可侵犯。
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朱敏兄弟姐妹四个都一直从事着最基层的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学医出身的朱敏在当兵时为基层官兵服务，退伍后在北京一家纺织厂职工医院工作了20年，为广大一线纺织工人看病。
朱敏与父亲朱致平（朱敏/供图）
提前退休之后，朱敏依旧没有闲下来，她在自家小区居委会为百姓服务，整整当了12年社区党委书记。朱敏说，她时时关心着小区居民的衣食住行，谁家水管坏了，谁家吵架了需要调解，都会第一时间向她求助。在为基层服务的过程中，她努力践行着一个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也传承着父辈的革命初心。【部分资料来源：朱致平纪念馆文选、国际在线等】
撰文：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