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70年前的开国大典上，有位忙碌的身影不该被遗忘，他就是开国少将吴烈。在55年的工作生涯中，吴烈有45年都在扮演“守护者”的角色，他守卫最久的人正是毛泽东。
吴烈被称为“御林军统帅”，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总有他在。他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在第一、二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保卫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的安全；守卫延安八年，铲除特务，手刃叛徒；他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遵义会议和开国大典上的承担警卫工作。
近日，吴烈之子吴时锋在谈话中告诉红船编辑部，在生活中，吴烈也是一个极为严谨的人，他开玩笑说父亲有着很重的“职业病”，不论什么事，至少要交代三次。有人来家里做客，对方没有车的话，吴烈也一定会派车送对方安全到家。在吴时锋的眼中，父亲虽不曾跟子女讲大道理，却在每个生活细节中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们。
年仅15岁任排长
吴烈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因为家境困窘，1925年，吴烈在安源煤矿电气锅炉处成为一名工人。
1930年5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到了安源，吴烈看到军队中有不少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小红军，也动了参军的念头。征得父亲同意后，正式报名加入红军的吴烈得到了一顶带红五角星的八角帽、一个红袖章和两块银元。红六军在安源只待了一个星期，走时队伍“扩红”了一千多人，其中也包括了吴烈。9月，连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在湖南文家市的一次战斗中，吴烈右腿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他简单包扎后便继续追敌。连长和政委看吴烈在几次战斗中的表现都很英勇，还是产业工人出身。到了10月，年仅15岁的吴烈被推荐到中国工农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特务队任排长，负责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从此，吴烈与警卫工作结缘，并伴随一生。
被毛泽东夸反应迅速、战斗灵活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江西苏区进行围剿。红军在江西龙岗、君埠之间设伏，诱敌深入。12月29日，国民党前线总指挥18师师长张辉瓒带着队伍入了红军的埋伏，战斗正激烈，一部分溃兵突然向黄竹岭突围，而红军指挥所就设在半山腰，毛泽东、朱德、朱云卿等都在这里。
吴烈立即派了一部分人保护指挥所的领导干部，自己带领主力迅速下山，在指挥所对面占据有利地形进行狙击。经过十几分钟的激烈战斗，溃兵被全部歼灭。
战后毛泽东对吴烈说：“小吴反应很快嘛，打得很灵活”，朱德也夸他“处置果断，机智灵活，打得顽强，保住了指挥所”，还把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好枪奖励给了吴烈带领的特务大队，很多战士兴奋得连晚上睡觉时都抱着枪。
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声枪响从指挥部传出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命何应钦于1931年3月下旬，组织18个师共二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军指挥部隐藏在江西省吉安市南边的东固，这里四面环山，到吉安只有两条山路，因为道路不畅，粮食供应不上，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5月中旬，电台队从截获的国民党电报得知，国民党部队正从吉安向东固进攻。5月16日，吴烈带领特务大队，护卫着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向白云山预设指挥所转移，并且安排了一个小分队提前半个小时出发。在通往富田的路上，正走着突然两个架线兵跑来说前方有国民党，这时吴烈已经可以肉眼看到对方的部队，他劝毛、朱、叶赶紧转移，但毛、朱都不同意，命令特务大队就地占领有利地形打狙击。
等敌人走近时，朱德一声令喝“打”，特务大队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这时敌军指挥官投入后续部队反击，重机枪、迫击炮、重武器全都用上了。有的炮弹就落在毛泽东附近七、八米远，有战士被炮弹碎片给炸伤，战况非常激烈。恰巧红军的弹药告罄，吴烈命令战士丢掉背包，枪上刺刀，准备展开肉搏战。就在这时，各路红军从各个方向杀到，将敌人全部歼灭。吴时锋调侃道：“没想到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声枪响是从指挥部传出来的。”
第二次反“围剿”后，毛泽东还作了一首诗描述当时的紧急状况：“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吴烈在两次反“围剿”中的突出表现给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之后他的任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39年12月，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大队长吴烈与夫人胡文芳（吴时锋供图）
16岁负责“中华工农兵苏维埃一大”保卫工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吴烈又是代表又要负责警卫工作。由于会议是公开进行的，安保工作非常繁重，在吴烈的严密部署下，这次历时14天的会议顺利召开。
这次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了集保卫、情报、锄奸、反特为一体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任局长，吴烈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全大队下辖三个队共四百余人，都是从各个战斗部队严格选拔政治素质好、党团员较多的老战士和战斗骨干，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也强。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当时闽西的匪患正闹得厉害，1934年4月，邓发派吴烈去剿匪，8月底吴烈完成任务回到瑞金。因为在于都的毛泽东身边缺少警卫，吴烈又迅速带队赶往于都。
吴烈赶到于都时，毛泽东正坐在一个祠堂里写东西，一抬头看到吴烈，他有些惊讶，问道：“你怎么来了？”
吴烈马上敬了个礼，把邓发的介绍信拿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又问：“一年多没见到，你现在怎么样？”
吴烈汇报了自己剿匪的事情，毛泽东夸道：“干得不错嘛，能单独指挥打仗，这样锻炼也好。”
吴烈扫了眼屋内，看到房间里只有毛泽东及其夫人贺子珍，秘书黄祖炎和两个警卫员，说：“怎么就这么点儿人。”
毛泽东却让吴烈给自己只留下一个连，剩下的人都由吴烈带着去守卫十几里外的赣江江口村。吴烈收到命令后，敬了个礼就立刻要走，毛泽东拦住了他，让他吃个饭再走。
吴时锋曾问父亲那顿饭吃了什么，吴烈说：“主席平常只吃一菜一汤，那顿吃了烧豆腐和鸡蛋汤，我也没敢吃饱，扒拉两口就赶紧走了。”
长征中护卫中央纵队和干部休养连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吴烈被毛泽东紧急召回于都，说现在红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并将吴烈的部队由400人扩充到600人，负责保护中央纵队和干部休养连的安全。
所谓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长征，中央纵队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内的主要领导人和政治局委员等，干部修养连则包括了董必武等在内的老同志班、伤员班、女同志班、机要班和流动班。
后来在跟父亲的一次聊天中，吴时锋问起了自己疑惑已久的问题：“为什么长征那么艰苦，干部休养连却基本没有损失？”
吴烈说：“那时候时间紧、任务重，这些人中只配有一个警卫员的，我就再补一个，没有配警卫员的就补两个，保证每人身边都有两个警卫员。同时把剩余警力集中，保证战斗力。”
吴烈还说，最要命的其实是大搬家，当时苏区的机器全部被拆解，雇了一万民工搬运，有车床、印钞机还有X光机等，甚至连医院的尿壶都带着。因为抬着重物，队伍行动非常迟缓，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导致红军队伍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死伤惨重，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经过湘江之战后只剩下三万人。
负责遵义会议会场警卫工作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1935年1月，邓发安排吴烈率政治保卫大队，在遵义的国民党军阀柏辉章公馆进行严密警戒，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在这里召开会议。
1月15号傍晚，布置好会场的警卫后，吴烈站在门口迎接各路参会人员。吴烈曾向吴时锋讲述当天的情景：“我在门口站着，老远就看到毛主席和张闻天低头说着话走过来，刚开始主席脸色很凝重。走到我面前，抬头看到了我，又扫了眼会场，发现是我的大队负责警卫工作，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之所以安排吴烈负责安保工作，不仅是因为他有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也因为他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这算是给了毛泽东一颗定心丸，让他安全无虞，可以在会上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最终，在这场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常委，并肯定了他的正确主张，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6年，时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参谋长的吴烈。（吴时锋供图）
铲除潜伏四年的特务
长征结束后，1937年9月，吴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一大队第一队学习。次年4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到还未毕业的吴烈，说延安目前的条件很恶劣，成立了一个中央警卫教导大队以保护党的领导人和延安的安全。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吴烈警卫经验丰富，又是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熟悉并信任的人，决定由吴烈任大队长、党总支委员。
吴烈在延安这一待，就是八年。在此期间，除了警卫工作，他还负责锄奸反特的工作。1939年8月1日，中央在枣园后沟成立了中央审讯工作委员会，社会部李振远任主任，吴烈任副主任。
1939年，在延安的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大队长吴烈(送水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率部开展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吴时锋供图）
1940年，一个来延安收集情报的中统特务被抓，经审讯，对方供出自己平常把情报放在清凉寺一棵老松树的树洞里。于是吴烈派战士化装成香客去庙里查看情况，每晚还安排两人在山门外蹲守，但半个月后仍一无所获。这时吴烈又从老百姓那里得知，清凉寺之前是四个和尚，现在变成了六个，主持还在延安市里有情妇。这时，有执勤战士反映寺院里晚上传出了“唧唧”的鸟叫声，还在寺旁的沟里发现了一些散落的布块里包着死人骨头。所谓的鸟叫声其实是发电报的声音，这些布块也正是僧袍的布料，在头骨上还留有重器击打的痕迹。
第二天，吴烈和李振远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去寺院搜查，在各个大殿几轮搜查后都没有结果，这时他们发现有一个和尚始终站在香灰炉旁不肯离开，吴烈立刻让战士扒开炉里的香灰，最终在炉底发现了藏在青石板下的发报机。原来寺里的和尚在四年前就已经被中统特务杀害，冒名顶替。中统特务的任务就是收集情报和暗杀中央领导，幸而吴烈防守严密，特务的后一个任务始终没能执行成功。
对任务守口如瓶
1940年秋季，吴烈和李振远被派遣去执行一个暗杀任务。原来上海地下党组织被军统破坏，并出现了一个叛徒，这名叛徒正被押解到重庆去指认一个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他们被要求在15天内杀掉这名叛徒。
经反复研究后，吴烈放弃用枪，他决定趁着夜色卡住叛徒脖子，李振远再上去扭断其脖子。在叛徒挣扎的过程中，吴烈的右小指被咬断了。完成任务后，为了迅速赶回延安，吴烈仅简单进行了包扎，因为医治不及时，这根手指从此再也无法打弯。
吴时锋曾问过父亲，这根手指是不是在打仗中受伤的，吴烈赶紧矢口否认，说是打篮球时不小心受伤的。后来吴时锋看到李振远的子女撰写的回忆录，才知道父亲手指受伤的真正原因。“我父亲的嘴巴特别严，他的很多部下都跟我说过他以前执行了好多任务，可他从来没跟我讲过。”吴时锋说。
开国大典警卫工作做到极致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8月份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统辖第一、第二两个公安师，吴烈任司令员兼一师师长，阅兵副总指挥。
开国大典开始前，早就养成了严谨作风的吴烈先是带队把天安门周边环境反复勘查，安排了工兵扫雷，实行重点布控，人员定岗定位，还在天安门周围的13个制高点重点安排了警卫监视。
1949年11月，时任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吴烈(左一)与公安部长罗瑞卿（左二）、副部长杨奇清（左三）、纵队政治委员邹衍（左四）合影。
接着吴烈又在一师中挑选出1600人，组成了四个阅兵方队，一则增加阅兵队伍的气势，二则一旦出现紧急事件，这些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同时吴烈又安排了一百人，作为观礼人员隐藏在人群中，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在吴烈的周密部署下，开国大典顺利举行。
“安全问题没小事，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命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启动大陆潜伏特务炸掉专列，暗杀毛泽东。北京到天津这段铁路的安全是由中央纵队负责，经过反复排查确认后，吴烈仍不放心，于是他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坐在压道车上，走在专列的前方。如果敌人在这段铁路上埋伏了地雷和炸药，先被炸的是他们。吴时锋曾问父亲难道他不怕死吗，吴烈说自己没想那么多，首要任务是保护毛泽东的安全。
吴时锋告诉红船编辑部，吴烈有着很重的“职业病”，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至少要交代三次。吴时锋参加工作后，有一次要坐火车去出差，他本想坐公共汽车去火车站，吴烈却坚持要开车把他安全送到车站才行。
“我父亲的警惕性极高，他常常跟警卫团的战士讲，安全问题没小事，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吴时锋说，“用四个字形容他就是‘举轻若重’，他一辈子都非常机警，什么都要求安全第一。”
如果有亲戚和战友来家里做客，对方没有车的话，吴烈都一定会派警卫员把对方安全送到家里，等警卫员回来向他报告对方已安全到家，吴烈才能放心。
不讲大道理却以身作则
吴烈共有六个孩子，他晚年在家庭聚会中常感慨：“我这一辈子就忙着工作了，对你们教育不够，关心也不够。”
但在吴时锋的心目中，父亲虽然很少对孩子们讲大道理，却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们。“我们这六个孩子都很自觉，做事也很严谨，不论在什么岗位工作，都没有犯过错误，得到的只有上级的表扬。”吴时锋说。
吴烈生前最后一张照片，2001年7月16日摄于青岛某军港八一军旗下。（吴时锋供图）
受父亲的影响，吴时锋的一个弟弟也曾在公安部负责警卫工作。吴烈去世后，直到现在，吴时锋的兄弟姐妹们仍保持着每月举行家庭聚会的习惯。
吴烈的部下们为他作的挽联写道：“瑞金遵义延安北京内卫边防，宵衣旰食捍卫红色中华立奇功。高山密林江河湖海近程远程，筚路蓝缕坚起青天神箭创伟业。”
撰文：何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