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他出生在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
1949年，他跟随父母与党中央一道，启程“进京赶考”，后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微波通讯专业。他在福州军区通信兵、总参三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从事和负责航空机载设备的发展管理工作，在这期间荣立三等功。
他说，家中兄弟五人都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为我军通信电子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是开国中将王诤的三子——王小民。
初见王小民，高大魁梧的他不免让人惊叹：“如果没有投身于我军的通信电子事业，他或许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年轻时的王小民，的确是一位运动能手，篮球、乒乓球、桥牌不在话下。工作之余常代表部队参加比赛。
这一点，他继承了父亲的风采。“我父亲也特别喜欢运动，篮球、排球、乒乓球样样精通，还曾是延安军委三局篮球队队长，劲头大得很。”王小民打趣道。
王诤之子王小民
由此，我们聊起了他的父亲王诤。
王诤出生于1909年，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是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他用半部电台起家，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事业，被毛泽东誉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曾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党组书记、通信兵部主任、第四机械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
时至今日，国家信息产业部、广播电视总局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产业集团，都尊他为行业的奠基人......
用半部电台，创建了红军通信事业
1930年底，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国民党军10名报务人员主动要求加入红军，这其中就包括王小民的父亲王诤。
红船编辑部：他为什么会主动要求加入红军？
王小民：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时，他是张辉瓒部下一名中尉报务员，但彼时国民党的腐败早已让他内心失望，他不相信领导这支军队的政党能够拯救民族。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他被“俘虏”，也就是在这期间，他见识到了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等级森严、充满军阀作风的军队，他认为这才是一个真心为劳苦大众的队伍。
红船编辑部：加入红军后受到了什么待遇？
王小民：当时红军中懂无线电科技的人很少，所以是迫切需要懂得这项技术的人，我父亲的出现无异于“及时雨”。他无线电报务员的身份受到重视。加入红军几天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就接见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几名话务员，毛主席还勉励他们“用无线电技术为人民大众服务”。
红船编辑部：为何会这样勉励他们？
王小民：我父亲在黄埔军校学的就是无线电方面的专业，而红军当年在无线电通信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恰好我父亲等人加入红军，在当时看来，是为红军创建无线电事业带来了技术，为日后我军无线电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青年时期的王诤
红船编辑部：为什么说是用“半部电台”创建了通信事业？
王小民：他刚加入红军时，部队里只有缴获的一部电台，当时一名红军战士不懂得操作，把它弄坏了，导致这部电台只能接听不能发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依靠这“半部电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破获了国民党的来往电报，保障红军赢得了胜利，还缴获了一部完好的电台。
红船编辑部：具体是如何依靠“半部电台”的？
王小民：第二次反“围剿”时。我父亲是红军无线电队队长，当时他利用这“半部电台”监听到一个情报，内容是：国民党师部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早出发。”吉安留守处的国民党军问道：“你们到哪里去？”对方回答：“东固。”我父亲立马把监听到的情报送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手中，根据侦测到的国民党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和部署，集中兵力，在他们必经处设置了伏击圈。
发展无线电通信事业
红船编辑部：后来他还创建了文字新闻广播电台？
王小民：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后有了6部电台，他按照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和战友们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翻译、编辑后定名为《参考消息》，（红船编辑部注：新华社《参考消息》前身）后来把以这些抄收的新闻稿为素材，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这是党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并且由此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
（1940年，中央决定筹建广播电台。此前，谁也没有搞过大型广播发射机，当时只有一台四马力的发电机，动力不够。最后由王诤提出用两个汽油桶相连成一个大木炭炉来发动汽车头，这才解决了动力问题。1942年12月30日电台试播成功，红色电波第一次把延安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被称为“人民广播第一声”，这就是今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44年，美军以盟军的身份，请求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他们的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中共中央军委责成王诤具体经办此事。经过组织培训，在有关地区建立了20个气象观测站，同时建立了我军第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气象信息传送网。为日后新中国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红船编辑部：当时的工作环境是很恶劣的。
王小民：革命年代就是如此。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陋条件，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父亲总能以他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想尽办法完成军委交代的任务。毛主席还曾称赞他们是千里眼顺风耳。
红船编辑部：后来还给王诤颁发了勋章？
王小民：颁发勋章是在1933年。因为父亲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出色表现，在那年的庆祝建军节的大会上，军委决定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是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提议的，当时他24岁。1934年9月，父亲升任军委负责通信联络的三局局长，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保护家人，改名换姓
红船编辑部：“王诤”是您父亲加入红军后才改的名字？
王小民：他原名是“吴人鉴”。加入红军时，国民党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在那边，他的状态为“失联”，为了保护家人，他只能改名换姓。
红船编辑部：国民党方面一直不知道王诤就是吴人鉴吗？
王小民：一直都不知道。如果让国民党知道了我父亲加入红军，家人一定会受到牵连。我父亲的弟弟吴人镜，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加入国民党，后牺牲在了抗日战场，是一名抗日烈士。他还有一个妹妹，后来参加了抗日远征军，但妹妹也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包括自己的父母，他也是在解放后才与他们相见。
红船编辑部：妹妹后来知道王诤就是自己的哥哥吗？
王小民：我父亲去世后才知道的。当时她已经移居美国，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讣告。她一看，讣告上的遗像很像她二哥吴人鉴。她去大使馆一问，这才知道原来王诤就是她的哥哥“吴人鉴”。
红船编辑部：“王诤”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王小民：诤言笃信，刚直不阿。他以“诤”字自勉。
让国民党惊讶的情报工作
红船编辑部：革命生涯中，他还有哪些经典的“战役”？
王小民：四渡赤水时，为了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我父亲用计，将一部电台伪装成总部电台扔在了路上，期间还让人用这部伪装的总部电台向外发报。对方果然中计，认为红军的位置就在发报的地方，红军因此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后来在延安，当时需要创办通信材料厂，但因为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通信材料十分短缺。我父亲带着战友从那些缴获的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中寻找原料，通过这样的方式生产出了收发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通信联络也因此得以保障。毛主席还专门为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通信材料厂自制的通讯器材
红船编辑部：据说抗日时期的情报工作让国民党内部都大为震惊？
王小民：那时正好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我父亲和二局的战友们破解了当时已近武汉的日本海军遣外舰队司令部与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些密电，接着又破解了日军蒙疆驻屯军司令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几份密电。这些破获的日军情报跟国民党方面分享后。蒋介石还有戴笠他们都特别惊讶，他们想不到我们延安情报工作会这么高效和准确，甚至还要学习延安情报人员的工作方法。
王诤与夫人秦岩
通过抗美援朝，意识到电子战的重要性
红船编辑部：王诤也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吗？
王小民：确实是参加过，但不是在前线战场。当时抗美援朝战场正处于决战阶段，美军轰炸机对志愿军补给线进行空袭，使用电磁波干扰，导致志愿军的警戒雷达发现不了敌机目标，不能引导空军升空作战，形势很严峻。彭德怀总司令从朝鲜前线给军委发报，要求国内派人“火速去前线解决难题”。
红船编辑部：这个任务派到了王诤这里？
王小民：是的。接到军委的命令，父亲带着张履谦（红船编辑部注：张履谦为我国雷达与电子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等连夜乘坐火车赶往朝鲜前线。到了志愿军的雷达站后，一起观察雷达被干扰现象，分析研究对策。父亲研究后，指示他们把雷达的工作频率切换成与敌人一样频率上。
红船编辑部：切换成与敌人一样的频率，不怕暴露志愿军吗？
王小民：当时也有人提出过：这样一来敌人也能听到我们的频率。我父亲就说，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正由于频率一样，敌军没法准确分辨出谁是他们自己的人，谁是志愿军的人。到抗美援朝结束，此举始终保证了空军的战斗行动。
红船编辑部：因为这次战斗经历，所以意识到了电子信息战的重要性吗？
王小民：我父亲从这次两边空军的对垒中意识到，干扰与抗干扰在未来战争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必须搞起来。回国后，他便向军委写报告，请求成立全军雷达干扰与抗干扰领导小组，由张履谦任组长，他自己任副组长。
王诤
力挫国民党空军
上世纪60年代， 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进入关键时期，国民党空军的美制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深入西北地区建设生产试验基地侦察骚扰。
红船编辑部：当时采取了什么措施？
王小民：当时U-2飞机对地面制导雷达发出干扰，每次还没等我们的导弹准备好他们的飞机就已经飞走了。我父亲为此特别自责，“让U-2飞机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我们的失职。把U-2飞机揍下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和张履谦等国内顶尖电子技术专家开会得出的一致结论是：U-2飞机肯定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所以能够提前接收到地面制导雷达的信号。
红船编辑部：最后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王小民：当时张履谦提出，从我方雷达开启到敌方飞机飞出导弹威力区，一般需要20秒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制导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威力区，一开机就能打，让它来不及跑。为此我父亲还单独把张履谦叫到家里一起研究了好几个小时，光是笔记就做了七八页。最后得出了肯定的结论。
红船编辑部：这一战术取得什么效果？
王小民：这战术用到实战上后，1963年11月，进入大陆的U-2飞机被导弹击中爆炸。1964年7月，配有更先进电子侦察接收报警系统的U-2飞机再次被导弹击中。但后来U-2飞机对我们的搜索雷达发出欺骗信号，再次挑战我们的领空。
红船编辑部：针对这一情况，我方如何反制的呢？
王小民：父亲与张履谦等人分析后，他们就建议改变导弹雷达工作体制，以搜索雷达加装照射天线的方式反制U-2的雷达报警器，以加装反回答式干扰装置反制U-2的回答式干扰机。同时在战术上采用“近、快”的战法，压缩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把U-2放近后再开制导雷达天线，使他们来不及机动。1965年1月，飞来的第4架U-2飞机被打了下来；1967年9月第5架U-2飞机打了下来。经历过这几次后，U-2飞机再没有进入过中国大陆的领空。
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
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后，1972年，王诤重新出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职务，而且还接连当选为中共第十和第十一届两届中央委员；1977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四部部长、国家四机部部长。
1977年，王诤积劳成疾，被查出了癌症，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1978年初，总参第四部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第四部部长王诤执意要去，并在医生陪伴下带上氧气袋现场指挥。一天下来，他累得大口喘着粗气，呼吸困难。尽管如此，第二天他还坚持到现场作演习总结报告。叶剑英元帅请著名画家李苦禅画了一只雄鹰图送给王诤，叶帅在画上亲笔题写了“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1978年8月13日，王诤病逝于北京。
红船编辑部：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还有哪些让您记忆深刻的地方？
王小民：有。当时在医院病床上，他写下了一份5000字的报告给中央领导。他说，强调研究新的电子技术产品装备部队是当务之急；各军兵种之间雷达资源浪费、情报互不相通的问题要抓紧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始终挂念着军队的建设。
红船编辑部：您会如何形容您父亲的一生？
王小民：父亲是我军无线电事业的创建者，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为党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永远怀念他！
王诤的七位子女（右二为王小民）在父母亲遗像前的合影
说不完的故事
“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这是李先念对于王诤一生的评价，也是王诤一生的真实写照。
革命战争年代，有人是执笔做武器，笔笔刺向敌人的心脏，有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做武器，浴血奋战到底不怕同归而尽，而王诤就是用电台做武器，用最灵巧的“耳朵”探听最新的消息。
和平年代，王诤又“化电台为画笔”，为新中国的通信电子工业绘就壮阔蓝图。
看似普通的电台，在特殊的岁月里，早已不是普通的工具，它的背后隐藏的是无数人的热血与青春。那些为党、为国、为人民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精神是我们国家永恒不灭的灵魂，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与缅怀的。【本文相关图文资料均由王小民先生提供】
撰文：周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