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抗战的源头，要追溯到“9·18事变”爆发之时。
在那个至暗时刻，一批中国军人挺起民族脊梁，向侵华日军打响了第一枪。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时任东北军独立7旅参谋长的赵镇藩。
▲北大营纪念馆内赵镇藩简介
赵镇藩被历史研究者称为“小人物”，他的勇敢之举被形容为“划破沉沉黑夜的，转瞬即逝的闪光”。
自“9·18事变”爆发后投身于抗日战争后，赵镇藩一直投身抗日一线。有史学家说，他是中国唯一“全程参加了14年抗日战争”的将领。
近日，赵镇藩外孙女刘清扬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时，回顾了其外公亲历的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历史时刻。
▲赵镇藩外孙女刘清扬
指挥打响了中国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第一枪”
赵镇藩是吉林省永吉县人，自幼就有一颗匡扶正义的心。
据刘清扬介绍，赵镇藩少小之时，军阀横行乡里。他和哥哥、同学都挨过军阀殴打。这样的经历，让他从小崇拜岳飞。因此，岳飞说过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天下便可太平”这句话，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内心。
1922年，赵镇藩考入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次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北京陆军大学第七期继续深造。
陆军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师级以上军官的军事大学。1927年，赵镇藩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成为张学良卫队一员。因深得张学良将军厚爱，多次被委以重任。
1931年5月，赵镇藩出任东北军独立第7旅参谋长。
▲东北军第七旅旅训
在张学良将军所辖部队中，独立第7旅是军官素质最高、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当时，这支由王以哲将军担任旅长的部队，驻扎在沈阳北大营。
赵镇藩担任第7旅参谋长的第四个月，“9·18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22时前后，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炸毁一小段南满铁路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军开始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拉开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序幕。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事变发生时，第7旅旅长王以哲在沈阳市区参加一场会议。在返回北大营的途中，他发现道路被日军切断，自己已无法返回旅部。
在旅长不在旅部的情况下，身为参谋长的赵镇藩首先选择了逐级上报事件情况。但是，得到的回复却出乎他的意料。
面对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刘清扬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我外公向分管北大营的边防司令荣臻请示，前后打了三次电话，荣臻都说不允许抵抗，还下达了“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封锁弹药库”等命令。
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冲进了北大营里，开始烧杀抢掠。
我外公心急如焚，他万万想不到，敌人已经打进来了，还不允许抵抗。当他彻底明白这个军令无法改变时，就下决心去抵抗了。（他认为，）如果我今晚不去违抗命令的话，既对不起这个国家，也对不起我的军队，更对不起东北的老百姓。于是，外公擅自下达了抵抗命令，砸开枪弹库，令第七旅全体部队还击。
如今回想起来，外公违抗命令的后果是被军纪处罚。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冒着风险下达的抵抗命令，标志着中国人民打响了反法西斯的第一枪。
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刘清扬特别澄清了一个长期被误解的事实。那就是很多报道中所描述的，在“9·18事变”中“东北军一枪不发、不抵抗”的情况。她从当事人和史料中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北大营的东北军全体是爱国和不怕死的”。
“王以哲将军和我外公早已察觉日本人不怀好意，他们已经做好了反击的预案。可是，当夜由于不抵抗命令的干扰，痛失抵抗最佳时间。我外公根据当晚的战斗形势判断，以及日军优良的作战武器，为了不让官兵们白白地流血牺牲，带着部队抵抗的同时做有序突围。”刘清扬痛心地说。
“违抗军令”下达抵抗命令，并率部打响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第一枪之后，赵镇藩义无反顾走向了抗击日军侵略保家卫国的道路。
据刘清扬介绍，“9·18事变”后，赵镇藩参加了朱子樵将军的人民救国会，宣传抗日，号召民众不分党派团结合作，抵御日寇，挽救民族危机。
▲原东北军北大营
促成东北军与共产党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助推“西安事变”
1932年1月，为适应形势发展之需，在北平担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入关的10余万东北军，编为51、53、57、67等四个军。
部队改编时，之前驻守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任军长出任67军军长。67军下辖107、109、115三个师，赵镇藩在107师担任619团团长。
同年3月，日本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随后，日军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次年元旦，日军制造“榆关事件”，妄图入侵山海关。榆关大战后，日军放弃了由山海关进关的战略，改道由热河进关。
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从热河境内溃败的中国军队退至长城各隘口据险固守。
在此之前，67军107师驻守在古北口、青石梁一带，负责阻击由热河企图进犯平津的日军，并在古北口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在这场激战中，赵镇藩带领619团奋勇杀敌。
▲原东北军北大营
“长城抗战时期，外公身先士卒。京津冀的报纸还大肆报道过他奋勇指挥作战的事迹。同时，外公还缴获了日军很多武器和机要文件，由此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刘清扬回忆道。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只颁发了203枚青天白日勋章，赵镇藩所获勋章是第53枚。
赵镇藩之所以能获得这枚青天白日勋章，是因为在长城抗战期间突显指挥才能，并率部打出了国威。
在抗日战场奋勇杀敌的赵镇藩，对内战却非常抗拒。
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任总司令），并给了他一项任务——“围剿”鄂豫皖边区的红25军（军长是徐海东）。
“张学良将军、王以哲将军、我外公赵镇藩对内战深恶痛绝，一直消极应战，并且秘密和共产党接触。”刘清扬说。
1935年夏，67军被调往陕北。至此，一部改写中国历史的大剧拉开序幕。
到达陕北不久，赵镇藩升任第67军少将参谋长，619团团长由高福源接任。不久，高福源被红军俘虏。
高福源被俘以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克农了解到，高福源的家属仍滞留在家乡，遭受日军践踏。他安排专人做高福源工作，并专门编了一出话剧《你走错了路》。
《你走错了路》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后，悔过自新、调转枪口打日本人。高福源看后话剧后深受触动，表示愿意回到原部队做东北军将领的工作，让他们支持红军，推动国共合作。
“李克农派人将高福源送回以后，高福源先去找了我外公出主意，因为他是我外公提拔起来的。我外公听后就跟他讲，要想促成这个事情，必须说服军长王以哲，王以哲再去说服张学良，只有张学良同意了，国共才有可能合作。”刘清扬讲述了事情的演进情况。
1936年初，赵镇藩带着高福源与王以哲见了面。随后，三人一起向张学良表达了与红军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张学良听后，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并让高福源回到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前来会谈。
中国党史出版社《口述抗战》一书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1月16日，高（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向李克农汇报后，李又带他去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洛川会谈，当时是完全秘密的，整个会谈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指示的……
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热情地接待我们，……同时，王以哲亦于当晚电报张学良，汇报我们到达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回了一个电报，说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要王以哲、赵镇藩先同商谈六十七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洛川会谈，促成了延安会谈。在后来的延安会谈中，双方达成共识。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约定双方结束敌对状态，共同结成反日联盟。此后，张学良给红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和黄金白银。在有关交接事宜中，赵镇藩作为东北军方面的具体承办人，负责和红军方面的李克农对接。
据刘清扬介绍，赵镇藩除了源源不断地给红军提供物资等帮助，还秘密地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冒着生命危险，在67军内部以教员的名义接收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开展活动。奉张学良之命，冒着生命危险到西安一条河的对岸接北平学生代表宋黎到张学良军部。
这一切，都是西安事变的序章。
1936年12月12日，趁蒋介石到西安视察之机，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联手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
事发14天后，张学良被软禁。
在营救张学良的时候，代理张学良主持东北军工作的王以哲将军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进行营救。不幸的是，他在1937年2月2日被害牺牲。
“当时，外公与王以哲一道，坚定地反对内战、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张学良被软禁，王以哲将军被杀害后，东北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之后，蒋介石有意削弱东北军的力量。哪里死人最多，最危险，他就把东北军往哪里派。此外，还克扣东北军军饷、降低东北军武器。从那时起，外公对蒋介石越来越抵触。”刘清扬用沉重的语气，讲述了那段历史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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