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读图丨任弼时和女儿任远芳的温暖瞬间

30 2024-04-30 18:30

202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接受了《新京报》记者采访并重温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温暖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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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元旦,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

这张任弼时轻轻地揽着女儿臂膀的照片,拍摄于1950年元旦。

不久之后,随着任弼时的离世,年仅12岁的任远芳永远地失去了父亲。

任弼时逝世后,任远芳看到毛主席、周总理都来吊唁,才意识到父亲任弼时可能是个大人物。

在1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任弼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逝世时,年仅46岁。

至任弼时英年早逝时,任远芳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不到两年。

“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的一生。” 任远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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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与任远芳

在任远芳的记忆里,她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是这样的——

1938年,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8年12月8日,就有了我,俄文名字是卡佳。

1940年2月,父亲他们结束了代表团的工作,准备回国,当时我才1岁多,考虑到祖国大地上弥漫着抗日烽火,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儿童院是国际救济会办的一个儿童组织,寄养和收养许多革命家的子女和烈士们的遗孤,这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大概有40多个人我们都在一起上学。其间,我主要是通过书信与父亲联系。

真正跟父亲见面是在我12岁那年。1949年年底,父亲由于患了很严重的高血压等多种病,当时高压有260,中共中央决定让父亲赴苏联治病。那会儿正赶上国际儿童院放寒假,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了父亲身边。

与父亲分别10年后首次重逢,我很认生,看见他就不想叫他,关系也不那么近,比较疏远。因为当时在儿童院长大,我全然没有父母的概念。儿童院只放一个星期的寒假,在这一个星期时间里,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

父亲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问东问西,总是很关心我的学习,老问我的功课好不好。我的成绩当时在班里算是拔尖的,儿童院的中国孩子成绩都挺好的。他会讲流利的俄语,更会写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在他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他告诫我,学习不要骄傲,一定要踏踏实实。

因为没有多余的床,那几天我睡在沙发上,父亲时常起来给我盖被子,让我感觉很温暖,我开始有父爱的感觉。这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

1950年5月,任远芳随任弼时踏上了回国旅程。此后的5个月时间,也是她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最后时光。

任弼时回国后,医生打算让他静养一段时间。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开始每天抱病工作八小时以上,常常坚持到深夜。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一晚,任弼时房间的灯直到深夜还亮着。

“他全神贯注研究一幅朝鲜地图,母亲给他披上一件大衣劝早点儿休息,父亲吃力地摇了摇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过了十二点,父亲在地图上划下了最后一个红圈,把台历翻过了一页,但头越来越眩晕,强忍着不适把文件和资料搬到了床上,艰难地躺了下来。”任远芳回忆说。

而这一躺,这位中国人民的骆驼再也没能醒来。这一天,是195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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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留影

任弼时逝世后,叶剑英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第一次把任弼时称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任弼时的这种精神被后世概括为“骆驼精神”。

在谈到“骆驼精神”时,任远芳说:“一心为国、一生为国的‘骆驼精神’是对任弼时精神的高度概括……他十分怕工作少,始终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他的病早在七大前就发现了,常常感到疲劳、头晕,不能看东西。这也是一种献身精神。父亲与母亲前后一共生过9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这始终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

“骆驼精神”说到底,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就是默默奉献、踏实工作、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公无私的精神。

【资料来源:《新京报》】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