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丨红军伉俪爱永恒

我父亲刘忠和母亲伍兰英都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他们在延安“抗大”相识相爱、相濡以沫 45 年的革命爱情故事一直感动着我。

喜结连理

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召唤下，奔赴延安的年轻人日益增加，这给古城延安增添了勃勃生机。年轻的红军将士们也可以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宝塔山下、延河水边散步谈天。

1937年5月，母亲在红军妇女独立营一连当二排长，组织调她去延安边区政府的会计学校学习。一天，母亲找到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琴秋，向老上级请教因为没有文化上课只能听不能记的难题。话没说两句，我父亲从门外进来了。此时父亲在抗大任第四期第四大队长，和张琴秋负责的女生八大队有工作关系。父亲进屋后，拉开了大嗓门说起了工作。“张队长，关于我们两个队团结互助的问题，我们队研究过了，我们帮你们挖窑洞，你们帮我们洗衣服，好吗？”张琴秋爽朗地回答道：“好哩！你们男同志有力气，我们女同志做本行，这叫做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父亲这时看了眼坐在炕沿上的母亲，生人面前，欲言又止，但还是蹦出一句话：“我还有附加条件，你是知识分子，我是泥腿子，你得每天教我认写五个字。”张琴秋听罢，哈哈大笑起来，父亲转身走了。母亲这才抬起头，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心想：“这同志干净、利索、一股阳刚之气。”这算是父亲和母亲的第一次见面。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父亲坐在延河边的石头上，凝视落日余晖倒映在延河水里的宝塔山，他又在思念远方的亲人。这时，一阵“嚓嚓嚓”的脚步声把父亲从万千思绪中拉回到现实。

“咦，刘大队长怎么自己坐在这儿？”原来母亲在张琴秋屋里见到父亲一面后，张琴秋都有意无意地对母亲谈及父亲刘忠的身世、经历、脾气、性格，给母亲留下了深深的好感。没想到在去张琴秋宿舍路途中遇到了父亲。

父亲睁大眼睛，看到眼前这位个子瘦小却精神饱满的女同志，似曾见过，却又叫不出她姓甚名谁。

母亲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轻松自然。又问：“想家了？”

问到“家”，似乎触动了父亲的那根敏感神经，他激动略带恼怒地说：“我还有家吗？我还会有家吗？”是啊！有多少家庭被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摧残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想到这里，母亲收起了笑容，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下了头，看到父亲的灰心与痛苦，母亲十分歉疚，禁不住难过地流下了泪水。

这一来，倒使父亲不好意思了：人家是一片好心，只是她不了解情况罢了，怎能动不动就冲别人发火呢？他问道：“你也是无产阶级？”

母亲坐在父亲旁边的石头上，诉说起了“自我”：我叫伍兰英，四川苍溪县三川镇伍家坪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今年21岁。三岁时母亲饿死，四岁时父亲病逝，七岁到地主家放牛、割草、打柴，十三岁逃出来，找到哥哥、姐夫。他们都是地下共产党员，经常叫我做秘密的送信工作。十五岁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参加了家乡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哥哥和姐夫，又来抓捕我。幸好我嫂嫂机警掩护，我大难不死逃了出来。1932年冬天，我十六岁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后来编入妇女独立团。

父亲聚精会神地听完母亲的传奇经历，对眼前这位坚强的女性油然而生敬意。

父亲和母亲通过接触、交谈，他们相同的出身、相同的遭遇、相同的经历、共同的理想，把两颗心紧紧地系在一起。母亲向组织表明心迹：“我爱刘忠，因为他老实巴交还会打仗。”父亲向领导表态：“我文化水平低，不敢找知识分子。伍兰英的文化跟我差不多，半斤八两，能般配。当然更主要的，她是穷人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

抗大政治部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申请结婚报告。1937年7月15日，在孙树云同志主持下，父亲、母亲凑齐27元边币，买了山药蛋、苞谷粉，请来罗瑞卿、莫文骅、胡耀邦、林彪、张琴秋等几位领导，举办了简朴的婚礼。那年父亲31岁，母亲21岁。

夫妻英模

解放战争中，晋冀鲁豫第四纵队“三战三捷”，名气大震。为了总结经验，鼓舞斗志，表彰先进，纵队党委决定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第四纵队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四纵队所属5个旅和纵队直属机关自下而上民主推荐代表，一致推选纵队参谋长刘忠为“战斗英雄”。

不久晋冀鲁豫党委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司令员签署命令，批准刘忠同志为“战斗英雄”。

与此同时，1946年5月，我的母亲伍兰英奉命调任四纵队干部家属学校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统管纵队的随军家属。她常常教育学员们说：“干部战士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干部家属不应该在后方坐着吃公粮”。

母亲组织领导的干部家属学校，克服战时的重重困难，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家属们思想上的进步，文化上的提高，特别是学校党支部还发展了八十多名家属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使前方干部们受到很大鼓舞。

母亲的工作多次受到纵队党委和旅、团干部的表扬，也得到了干部家属们的交口称赞。由于她工作成绩显著，四纵队五个旅和直属队也一致选举她为“劳动英雄”。

1946年10月下旬，在山西沁源县郭道镇召开的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在台上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中，父亲和母亲双双登上了领奖台，胸前佩戴上了大红花。夫妻俩饱含热泪向指战员们和人民群众敬礼致谢！

1974年春节全家福

夫妻齐心 共渡难关

1950年10月，父亲奉命赴南京筹建陆军大学。遵照刘伯承同志的吩咐，父亲多次面见苏联首席顾问，虚心听取经验。商讨学校的组织体制问题。

在苏联顾问的提议下，陆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任命刘伯承为院长兼政委，刘忠任院务部部长兼政委。

位高权重的父亲却把母亲安排在洗衣厂当厂长，母亲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院务部下属那么多单位，为啥把我塞到那地方？”父亲劝道：“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洗衣厂的岗位你最合适！”母亲不服气地反驳道：“我也是当兵打仗出身，过去从没做过这个工作。”父亲生气地说：“你这是借口！让你当洗衣厂厂长，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是组织的决定。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不去，就开除你的党籍！”听了这几句话，母亲流泪了。父亲温和地说：“兰英，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才对呀！”为了协助父亲，她接受了任务。

1954年起，父亲配合刘帅开始筹建高等军事学院，1957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副教育长兼院务部长，1961年又升任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长，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

三年困难时期的凄风苦雨，无情地吹进了这座共和国的高等学府。父亲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韧劲和毅力，带领全院干部、家属迎击着这场天灾人祸。父亲掌握全院物资分配的大权，尽管有六个孩子，但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多吃多占。他嘱咐供给处负责人：“分配物资要做到领导的家属与职工的家属一视同仁，任何人不得搞特殊，除非照顾病号，但要经过严格审批。我家里也必须按规定发，不能搞特殊化。”

患难夫妻，相濡以沫。母亲对父亲的工作很理解和支持。1957年12月她随父亲从南京调到北京后，放弃海淀区公安局的工作，心甘情愿地担任了学院家属委员会主任。三年困难时期，她组织家属们在大院空荒处养鸡鸭、种菜、种红薯，节衣缩食、共渡难关。母亲当时身患冠心病、宫颈癌，她强忍着病痛率队去内蒙打黄羊、赴四川采购食品等等。

母亲的无私奉献被全院学员、干部、家属认可，她被评为“高院先进工作者”，她把四十元奖金交了党费。1960年3月，母亲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还光荣的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

母亲于1982年7月25日在京逝世，享年66岁。父亲那年76岁，曾有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子女并未反对，但他说：“我只爱你妈妈一个人，不会再娶”。在母亲去世后的20年里，他又与肺癌、脑瘤破裂、糖尿病进行了20年的斗争，获得“京津沪三市抗癌明星”荣誉称号。父亲在2002年8月7日逝世，享年96岁。2005年清明节，我们遵照父亲的遗愿，将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出，与我母亲的骨灰一起在北京万安公墓合葬。

父母革命的一生、传奇的一生、相爱的一生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刘忠 (1906年 -2002年 )，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才溪村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校长，晋豫联防军司令员兼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政委，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386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10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15纵队司令员，第18兵团62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5年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伍兰英 (1916年 -1982年 )，四川省苍溪三川镇伍家坪人，开国中将刘忠的夫人 。1932年，伍兰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第四方面军，曾任31军91师宣传队长，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1934年初，伍兰英担任川陕工农民主政府财委会司务长。1937年由团转党。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连长，太岳军区三八六旅卫生处指导员，太岳二分区干属纺织所指导员，太岳四纵干属学校党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伍兰英先后任南京军事学院军需处管理员、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家属委员会主任、院务部协理员等职。